引子 

　晚清，镇江开埠后，外轮麇集，舟车辐辏，一大批外国侨民的到来，给镇江整个城市的社会发展和民俗文化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位于云台山下的英租界作为外国人居留区构成“异质社区”，被鱼龙混杂的中国草根社会包围，一群欧美来客试图在异国土地重建一个原汁原味的社会，却也只能反映出西方现代城市的某些意象特征。去镇江近郊乡村狩猎，感受大自然的赐予，是非常休闲惬意而奢华的享受。但是当地的乡民，自然对洋人们这种巡狩行径有着几分抵触，更对践踏农田、惊扰农事愤愤不平，这种相互对立的形态特征，既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刻反映。

　1908年8月13日的《国民白话日报》曾刊载一篇文章《乡民和教堂为难》：有教士于某日到西乡打猎，在西瓜田里洒了许多药水，使潮虫出现，乡民说该教士有心破坏瓜田，断绝他们的生计，就鸣锣聚众，约了一个期限，拆毁某教堂。地方官知道，就调了巡防队二百多兵，分散该教堂左右，遇着乡民，就向前阻止，恐怕弄出乱子来。

　本文是当时参加西乡狩猎的英国小伙回国后的一段镇江书写，时隔100多年，今天将其翻译出来，让我们感知晚清的镇江郊野和乡村以及神秘的狩猎者。

老镇江算命先生

义渡码头

中国旅社维多利亚公园

【英】J. W. 海斯

编译 周小英 裴伟

原编者注：拉斯马森先生到镇江中国海关时还不到20岁，那时镇江有一处英国租界，面积很小。他在镇江生活的前四年里，那群年轻的35岁的欧洲人中，两个死了，两个疯了，两个切了喉咙，而他自己也有两次差点死在走私者手中。据他描述，那时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间打靶小屋，那小屋在镇江英租界附近的乡下，那里还有图书室，图书室里有不少访客留下来的书。他常去那里放松和恢复因生活和工作造成的低落情绪。让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当租界让我沮丧时，我就抬眼看看群山从中获取力量。骑马大约8英里处有一座名为“五州”的小山，那里，有一间专门为热衷野外打靶人建的社区打靶小屋。

　那是一项相当昂贵的运动，要求有15个助猎人助猎（狩猎中使猎物从掩蔽处惊起的人），每人每天的工钱是50分（大约1先令）。而且，还要买来福枪。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把在布尔战争中使用过的旧的李埃菲尔德单发卡宾枪（后膛装货的英国军用步枪）。我就以15美元买了下来。

　考虑到每日的花费，找到一个搭档一起来分担打靶费用是十分重要的。但那时那儿已经很多年没有严重的枪击事件发生，似乎连认识绳子的人都没有。有个周末，我出去侦察地形，远离凡世，重要是远离单调的自我。

　外面景色多美呀，我完全置身于一片松林中。小屋附近有一处小的寺庙，那里的和尚禁止任何打柴人砍伐那些松树。小屋很干净，看守人整理得井井有条。

　我记得他的名字是春，一个长相阴郁的无赖，眼睛斜视，几乎从没见他笑过。也许他的阴郁和坏脾气是因为寂寞。他没有妻子，至少官方上没有，拿着无法维持生机的微薄工资，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可以从访客那里赚到许多额外的钱吧。当我向他订晚餐并告诉他我要在那儿过夜时，他的脸顿时明亮起来。

　小屋里有两个大间，布置得简单但舒适，厨房和洗涤室都在外面。书架上有很多书，在那里我发现许多以前访客的书，有的时间都可回溯到18世纪早期，我不知道这小屋已有如此久远的历史，我完全沉浸在那些书里，以至于忘记了周边的一切，直到春把晚饭端进来。已是十月了，夜晚有点凉，我让他在那圆圆的大火炉上生上火，因为，我想有个悠长舒适的阅读时光。

　春也变得和善起来，开始用洋泾浜英语讲了一个“一头着了魔的野猪的故事”，那是一头可怕的野兽，没有人能杀死它。我知道中国人有多迷信，于是对这个故事半信半疑，直到他从访客的书中抽出一本，然后给我翻到描写一次猎杀的那页，那是由一个叫柯里的人写的，他是一名老手，早已不在镇江了。春一定记得那个地方，因为他不认识书面英语。很明显柯里先生——或者柯利，他是那么称呼他的——一定是春心中的英雄，当柯里先生追着野猪满山跑时，那是春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他变得越来越兴奋：先生，那时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打野猪。每个星期有四五个人来，给了我不少小费，我很遗憾，柯里先生最后却不得不回家了。

　等他收拾好晚餐用具时，我继续坐下来看书。书上有很多柯里先生和他同伴对打野猪的精彩描绘，时间跨度几年，其间有起有伏，有失败也有成功。很明显，这些都是由一个热爱这项运动，热爱这座山的人写的，他是个虔诚的猎手，是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运动者，他对自己的失败报以一笑，同时，又真诚坦率地写下了自己犯的所有错误。书里没有半点讲故事的痕迹，这让人觉得你和他一起经历了所有的冒险，通过他简单、生动的刻画，你逐渐了解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最后，我开始看他写的关于那头神秘野猪的几个故事，他把那头猪称为“老灰猪”，那头野猪总是独来独往，从没见过它和别的野猪成群结队。据他解释，这头野猪因为脾气太坏，被别的野猪赶出来了。这头野猪显然并没有因为他们射入它体内的铅感到任何不自在，有好几次，他们觉得肯定能逮住它时，它又溜了。柯里总是和三个同伴一起出去，但只有他对此进行了详细描绘。最后，他提到，那些中国助猎人都认为那是一头神猪，是杀不死的。他们开始害怕这头猪，因为自从它受伤后，它经常骚扰村民，尤其是那些割草的人，还咬死过几个割草人。当时我没太关注这个故事。但我被柯里的描绘迷住了，一直坐在那儿读到半夜。

　那一晚，我觉得自己中了“野猪毒”了，总有一种冲动希望能有像柯里那样的好搭档一起满山遍野地跑，像他那样获得新的力量。找好的搭档着实让人恼火，我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亨特。其他人早已放弃了挣扎，不愿离开俱乐部；这些山远离城市，而且，打野猪看起来太辛苦了。

　第二天我在乡下四处转了转，熟悉熟悉周围的几个山脉。南面山脉叫长山，山顶上有座庙。两座主山之间小山连绵，一条通往镇江的主道在山谷间蜿蜒而行，绕过一座像公猪背脊的独峰，再穿过一片平坦的乡间，朝北而去。这里叫团山，其北面称戴家门，或者叫助猎人村，我们是这样叫的，因为大部分助猎人都住在那里。

　对这则故事想了解更多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拉斯马森那本书的第51页。我自己感兴趣的是这个小屋、它的图书馆和里面珍藏的访客的书。我很想知道，它和他们是否依旧还在？

　【摘自AoHo拉斯马森编《中国商人》，1954年《伦敦警察》刊印】

海关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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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人文学者傅国涌援引的当时私人信函、日记中，也许可以看到片段。

　1911年10月31日，镇江关税务司戴乐尔给安格联（英国总税务司）写信：

　这里（镇江）人心仍然非常惊慌，城内简直无人居住，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逃走了，只有几家小食品店还开张营业。道台衙门里除了道台和大约四个职员外，再没有别人，所有书办和文案几乎都跑光了。道台的译员现在睡在我佣人的屋里，我住宅的外屋中还住着另外两个中国人，我的仓库里堆满了中国人的东西。南京来的旅客很拥挤，铁路也不得不加开列车。

　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柏文蔚自述：“此时江防军以第九镇完全开出城外，肆无忌惮，任意横行，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到处借口检查，在老百姓家逼取财物。以致家家户户日夜不安，纷纷向上海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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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与南京相同，人心恐慌，城内居民十分之七已避难各地，商贾皆罢市，动摇殊甚。…… 武昌事变以来，长江沿岸一带成为无政府状态。如镇江亦因盐枭跳梁、避难者中途被要击，掠夺杀伤案件相继发生，人心浮动。（傅国涌：《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裴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