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希特勒的德国1944-1945》（The End: Hitler's Germany, 1944-45），阿伦·雷恩出版社2011年8月，592页）
关于作者：伊恩·克肖，1943年4月29日生，英国学者，专攻纳粹德国的历史，是研究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顶尖专家。他的成名作有《纳粹：历史的警告》（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和《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并为英国广播公司担任纪录片顾问。
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德国社会为何仍能保有超强的凝聚力？如果德国的纳粹化程度如此之深，停战后针对外国驻军的抵抗又为何那样少？
《结局》一书以二战快结束时一个冷酷的故事开头：盟军已经封住纳粹军队的退路，一位青年学生罗伯特·林珀特为了制止后者的顽抗，割断了指挥部的电话线，结果立即被临时法庭判处死刑。围观者甚众，但谁也不肯伸出援手，而且连一丝同情都不曾表露。
长期以来，第三帝国的毁灭展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细节。我们无法解释，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德国社会为何仍能保有超强的凝聚力？军队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或兵变，临阵逃脱者也少之又少。难道说，当时的德国人真的都被“恶魔殿下”（希特勒）催眠了？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德国的纳粹化程度如此之深，停战后针对外国驻军的抵抗又为何那样少？
“三巨头”忠心护主
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凭借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尝试解答这些谜团。他的基本观点是，1944年部分军官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之后，纳粹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产生变化，反而起到了巩固其统治的效果。首先，军队内部的愚忠被激发，那些认为德国要战败的人遭受清洗；其次，帝国的权力进一步向3位忠心护主的“骑士”集中，他们是：掌管警察系统和党卫军的希姆莱，主要进行恐吓行动；纳粹政权的吹鼓手之一戈培尔，负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蛊惑性宣传；险恶人物马丁·鲍曼，希特勒的看门狗，努力修补国家社会党的组织结构。
希姆莱通过威逼利诱，使东欧回到第三帝国的怀抱，戈培尔炮制“苏联红军会把我们都送进地狱”的谎言来吓人，鲍曼确保所有城市和村庄由“随叫随到”的国社党小头目领导。这些小头目多年后成为笑料，但他们对领袖的狂信正是当时的第三帝国最需要的。有意思的是，“三巨头”都没有追求独揽大权，而是注重搞好与希特勒的关系——显然，法西斯元首的“超凡魅力和权威”是确保帝国大厦不迅速倾颓的粘合剂。
用恐惧驱使官兵战斗
纳粹政权对军民无以伦比的严酷，当然是少有反叛的原因之一。克肖引用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明这一点：在战争末期，德国军事法庭总共处死了20000名官兵，法国103名，英国40名，而一战期间的德国仅处死48名。因“背叛”罪名受害的平民可能更多。
许多信件、日记和与被俘士兵的坦白，也反映了各界支持希特勒战斗到底的原因。对于在东线抵挡苏军的队伍来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官兵们因为担心被报复而疯狂抵抗，尤其是在戈培尔大肆渲染苏军在普鲁士村庄内的暴行之后。西线的情况就不完全一样，效忠希特勒的人并不是因为害怕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盟军不给他们谈判的余地。据说，有些德军将领在意大利投降的时候全身发抖，因为他们害怕被盖世太保跟踪，再被绑去见元首。
希特勒决心铸就一个战争压不垮的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得逞了。我们必须承认，恐惧只是促成这种成功的支柱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社会党不断地向人民灌输“无阶级的新德国即将建立”，这种观念有助于养成一种集体牺牲的精神。
公众的觉醒来得太迟
第三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塑造的信仰。暗杀他的阴谋失败之后，很多人感到宽慰，觉得元首的领导和德国的存亡息息相关。简而言之，希特勒成功地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德国跟国家社会党共存亡，国社党的生死又取决于他本人的状况。这句话的前半谬以千里，后半句却被史实部分证明——希特勒自杀后，煊赫一时的国社党立即偃旗息鼓。
书中的不少细节读起来别有风味。例如，一些年轻人对第三帝国忠心耿耿，甚至投身“敌后游击队”。1945年，在部分占领区出现了对同盟国“合作者”展开的大规模杀戮。但来自亲纳粹势力的威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厌烦了躲藏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牧羊人小屋里，每年只有几天或几个星期能享受家的温暖。最终，投降成了自我解脱的选项。
战争结束的前夕，恰恰也是德国人最接近歇斯底里的阶段。数百万人被强制迁移，外国劳工成为泄愤对象。如果德国人渴望融为一个紧密的团体，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有助于他们自我证明，于是就得清除林珀特这种极少数敢于说不的人。《德国觉醒》曾是纳粹最喜欢的一首歌，讽刺的是，直到1945年的春天，一种独立的、真正理性的意识才逐渐在德国民众中萌生。□英国《卫报》(○作者 [英] 马克·马索维尔 ○译 潘彩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