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在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后,已于2011年07月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这两个“副局级”官员之死，似乎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事后，还有专家露面于媒体，称“像这样贪污数额巨大的官员，不可避免要杀一儆百”。

　按照“非专家”的一般理解，许迈永和姜人杰获死刑，应该是罪刑法定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儆百”而被杀的冤死鬼。当然，任何刑罚的施行，都有警示他人与社会的效果，这也是刑罚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法治原则下，罪刑法定、罪刑适当是根本。非此，为了“儆百”而“杀一”，为了“儆百”而罪刑失当，那么，不仅“杀一儆百”的作用达不到，“杀一”也会成为法治溃堤的突破口。

　当然，“专家”如此理解许迈永和姜人杰获死刑的意义，也并非毫无道理。最近几年，同样是“亿元级”贪官，陈同海等“部长级”的前官员，获得的刑罚都是死刑缓刑。尽管陈同海是在准备外逃时被抓捕，毫无自首的情节可言，但也还是找到了可以缓刑的其他理由。此外，最近有关方面表示要严格限制职务犯罪的减刑标准，尤其是死刑缓刑罪犯的减刑标准。这说明职务犯罪的量刑，尤其是“死刑（执行）不上部长级官员”的示范，给许多“前腐后继”者以“即使落网也可侥幸免死”、免于一死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的心理预期。因此，许迈永和姜人杰获死刑，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警示。

　警示归警示，想用警示来治理官员的腐败，那无异缘木求鱼。在利益面前，不要说一块警示牌的作用有限，就是树起电网，也照样有人会“勇敢”地越过去。并且，实际上，靠“杀一”来“儆百”，靠杀一两个“副局级”贪官来“吓退”其他官员，以求官员之廉政，其效果比之树起一块警示牌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道理显然，如果靠杀一两个、一两百、甚至更多个贪官——无论什么级别、也无论是否罪刑法定，就可以达到政治清明的目标，那么，形象点说，人们今天出境，持有的“派司（护照）”很有可能还是大明皇帝颁发的。因为要论杀贪官，所杀贪官的数量和级别都达到空前绝后程度的，当属明朝的那些皇帝。但是，“明朝那些事”，后来的人们不说十分清楚，起码是知道结局了。反过来说，如果杀贪官能建设一个良序政治，“杀一儆百”这样低成本的制度替代品可以通行，那么，明朝就可以“江山万古传”了。“万古”传至今日，人们不拿大明的“派司”，还能拿哪朝的“派司”？

　只可惜，认识到靠杀贪官不管用，是在对贪官甚至适用凌迟酷刑的清朝后期，“六大臣”出洋考察回来，在“考察报告”的奏折上，痛陈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已经太迟了。最终，清朝，也如其前朝一样，成了方便叙述历史的一个时间段。

　明朝杀贪官，没用；清朝杀贪官，也没用。杀贪官多的地方，贪官并不少；杀贪官少的地方，贪官并不多。这其中的道理，足以令人深长思之。连普通公众都能对如何阻贪、防贪说出个一二三的年代，专家还在说“杀一儆百”这样的“前朝”老词，只能说贪官们都白死了——那么多贪官之死，也没能让专家们明白些当代政治的浅显道理，如此，贪官们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无疑也说明，杀不杀贪官，不是任何期望目标的必要条件。（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