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国共两党都必须直面且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顾全大局，审时度势，不断地调整对蒋方针，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

　　张闻天：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起草中共中央文件：《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作者注）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18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指出：“目前阶段策略上最紧急的要反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不要再提“没收富农消灭富农”，最适宜提“人民共和国”等。

　　会后，张闻天派专人给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送去专函，通报会议内容及中央上述策略的转变。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就贯穿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提出：“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当然，在推行“抗日反蒋”的过程中，并非强求一律，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施时可以灵活掌握。11月29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解释：“我们现在主要是反蒋抗日。但在谈判时，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蒋。只反日不反蒋，反日反张学良，或者反蒋不反日，我们说也可以。”

　　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前线回到后方，专程参加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林彪、叶剑英、程子华的电文中说：“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很好地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这个“很好的讨论”，达成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要是抗日反蒋，“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将蒋介石排除在外，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在打击之列。抗日反蒋的口号在文字上也有些微的变化。1936年2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就以“抗日讨逆”而代替了“抗日讨蒋”。不多日，又在一份通电中改“抗日讨蒋”为“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这里的“逆”、“卖国贼”特指蒋介石，稍有不同的仅仅是没有直接地指名道姓。

　　193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主管军事，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全权决定军事指挥问题。红军此时最直接的对手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为贯彻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做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努力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实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的结盟。这一切都有一个大的政治前提，那就是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这个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自然也不包括蒋介石。12月5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十七路军最高长官杨虎城和杜斌丞，信中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在西安谈判后回到延安。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毛泽东：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

　　1936年2月20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胜利地渡过黄河。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通过与国民党谈判的董健吾、张子华了解到国民党各派的政治主张，如蒋介石系的陈果夫主张联红抗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说蒋介石也有与红军妥协的倾向。这些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也为他日后调整对蒋介石的方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红军东征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他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十个师，号称二十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军队交相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在形势极为紧急的情况下，4月7日，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此次蒋介石令陈诚、胡宗南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公开降日卖国，拦阻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利动员，以张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

　　毛泽东看了这份电文后，认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

　　“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无疑，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去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掌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

　　这个电文刚刚发出，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修正了4月7日的提法，对毛泽东“所说立场同意”，又把“讨蒋”的提法改为“抗日讨逆”。红军东征驰骋山西二十余县，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中共的抗日主张更是深入人心。在胜利的前提下，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提出：“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原先的“反蒋”在这里语锋一转，变成了对蒋介石“最后觉悟”的期待，可谓意味深长。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张闻天指出，这一事变是可以得到抗日反蒋人民的拥护。并说，我们的主张是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号召一致团结抗日，召开抗日救国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 以扫除抗日阻碍。”

　　这一时期，毛泽东已明显地改变了对蒋的方针。7月18日，毛泽东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斯诺，如果蒋介石一旦决定参加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其后，他又与张闻天等在一份电文中说：“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并说：若“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本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冤家对头，现在竟然要“先礼后兵”，“以忠诚态度出之”，“抗日反蒋”的口号已悄然发生了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呼吁停止内战，开启两党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毛泽东在次日致电潘汉年时，指示得更加明确，“南京已开启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1938年，(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等在延安时合影

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等最早提出：迫蒋抗日

　　1936年8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和林育英等在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次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8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张闻天认为： 从蒋介石不承认满洲国，并派人与我们联络谈判等，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所以，在9月15至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国际指示来把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对蒋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来反对进攻。”毛泽东也在会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保安接受斯诺的采访，回答所提中共改变政策的原因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也赞同国共重新联合。”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两广事件后，以为也可一鼓作气解决共产党问题。他让早与中共就合作抗日进行接触与谈判的曾养甫转告：中共“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中共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仍以民族大局为念而妥协让步。毛泽东表示：“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

　　其实，蒋介石的谈判只是个幌子，彻底消灭红军才是他的真实目的。12月1日，他率领众多军政要员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17路军的“剿共”战争，以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的所有奔走和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其肇事者就是蒋介石。当日，毛泽东、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谴责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仍寄希望于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说：“吾人诚不愿天下后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乃蒋介石也，而愿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者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蒋介石没有幡然悔过，立地成佛。这也不打紧，时势的发展会逼他成佛。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中止了酝酿已久且成竹在胸的“剿共”战争。

　张闻天：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和本质都更充分

　　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硬是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赶到偏远的江西瑞金。接着，又大动干戈，调动重兵，天上飞的，地上追的，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在“清共”的屠刀下，中共牺牲了许多象恽代英、蔡和森、彭湃、邓中夏、林育南等精英；在“剿共”的炮火中，无数天真烂漫的工农子弟，被炸得血肉横飞，抛尸荒郊野外。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出现“审蒋”乃至“杀蒋”的呼声，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但是，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与会者大多同意这样的意见：一、“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二、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张闻天针对“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目前的形势下，“不要急躁”，否则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张闻天在当时确属少数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事件来得突然，中共且又与蒋介石存有那么深的历史宿怨，情绪的释放，过激的言词，都是情理中的事。毛泽东在次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承认：“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审判，是不对的。”

　　在经过六天的深思熟虑，到了19日，就如张闻天所说：“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一份为毛泽东手笔，后一份为张闻天手笔。《通电》为公开发表，文中已尊称“蒋介石先生”，显然已放弃“审蒋”、“除蒋”；《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当日，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