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的营养改善计划”这句话引起社会不少关注。许多人在其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的一种良性呼应。因为从去年开始，一项名为“免费午餐”的民间慈善计划正汇聚着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爱心。

　　民间自发的“善”的力量，与政府的施政安排协同推进，让人看到希望。

　　“免费午餐”计划旨在帮助山区那些条件不足的小学改善学生营养，让他们吃上午餐，其资金全部来自民间捐款。从2011年创立至今，该计划一共帮助了163所学校的学生，筹集捐款总数达到3500万元。

　　在人们抱怨“好人难做”、“道德滑坡”的今天，这一数字显得尤为珍贵。

　　两会会场上，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刚讲起了一个在电视里看到的故事：一位老人倒在地上，旁边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路过，却没敢直接去扶，而是又找了好几个“证人”，才敢把老人扶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发生在广东的“小悦悦事件”。当他看到视频中18个路人从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身旁冷漠走过时，这位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脑中立刻浮现出8个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讨论中愤愤地抱怨“现在的人都变坏了”。还有人追问，我们的社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把更多的矛头指向教育，因为学生写作文“从来不会抒发真情实感”，“需要写亲情就说自己父母去世，需要写好人好事就说自己捡到一分钱”。

　　“一个从小就不说真话的孩子，长大怎么可能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呢？”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说。

　　而致力于文化研究的王东林则认为，道德问题是处在转型期的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以前，西方社会也曾面临过相似的困境，人们缺乏信任、缺乏信仰，能够相信的，只剩下个体对利益的追逐。在当下中国，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剧烈变化，但与市场经济相配合的伦理体系还没有相应而生。同时，法律精神的缺失也进一步加剧了道德的失范。

　　“这些问题，单靠道德模范并不能解决。”王东林说。

　　全国人大代表张立勇寄望于制度和法律的建设。他提议专门立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解决“好人难做”的问题。

　　“当道德无法调整一种现象，而这种问题又亟待解决时，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这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说，“国家法律层面上及时给予支持，才能较大程度消除社会上‘好人难做’的道德困境。”

　　而全国政协委员徐世杰认为，解决道德问题，需要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努力。

　　“要想教化民众，必须要身体力行，否则你建立的道德体系，谁会相信？”徐世杰说。

　　来自民间的努力正在迈步前行。当代表、委员们为社会道德而忧虑的时候，“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已经在进行制度的探索：努力给该计划寻求一种更为公开、透明的管理模式。同时，他也计划在政府财政投入之后，让整个计划进行一个转型。

　　“我们希望去帮助那些政府还没有覆盖到的、更为偏远的学校，以及没有被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的、学前班的孩子们。”邓飞说。

　　在他看来，受到帮助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也包括所有参与这一计划的普通人。

　　“免费午餐计划给了很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发现自己内心的善良。”邓飞说。事实上，这位媒体工作者也很感谢山里的那些孩子给他的机会，让他“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当人们为“道德危机”而忧虑的时候，在中国民间的土壤里，一些“善”的种子已经在悄悄地发芽、生长。北京人王伟力在自家屋子里办起了“心目影院”，用自己的解说配合电影放映，让盲人“看”到了300多部电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成立了“随手送书下乡”的组织，号召人们捐出自己不看的书，并把它们统一送到偏远地区的“乡村阅览室”里。

　　“我们不止是在做慈善，也是在拯救中国的良心。”曾有民间慈善人士这样表示。许多人相信，这个国家并不缺乏道德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