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