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都会出现一些雷人的建议和提案，使其成为高论迭出观点争锋的源头。按说，百家争鸣总比万马齐喑的好，但有的建议提案缺乏调研缺乏思考，就让人不敢恭维。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志高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先生，就建议国家建立一个转赠平台。在这平台上,可以将第二胎生育权指标，转让给有需求的公民。申请指标者须为转赠指标夫妇购买社保、医保、人身意外保险等国家现行规定的所有基本保险，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直到终老。（3月4日《华商报》）

　这个建议，就让人难以理解。

　没错，可能会有个别穷人，能够在出让生育权利以后，获得富人给与的亟需的社会保险，但从宏观层面上看，它只会使人世间更不平等，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第一，生而平等是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人权既包括生存权，也包括生育权。除了先天存在生理障碍以外，繁衍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也可说是天赋人权。但是由于贫穷的原因，许多人只有做爱的权利，没有生育的权利。这不是他们不爱子女，而是他们养育不起。于是遗弃乃至溺死幼婴，就成了人类诸多悲剧中的一种。更有甚者，有的穷人连做爱的权利也难获得。这一点，只要看看因生活贫穷娶不上媳妇而终生光棍的情形，你就不难明白。不惟生育，穷人甚至在阳光、空气、水这些不算商品的享用上，也没能达到平等的地步。因此，任何社会的管理者，都只能致力于人身权利的保障的保障，都只能致力于贫富差距的消除，而不是用一种制度设计，来承认乃至保护这种不平等的现实。所谓转赠生育权利，就是这样的制度。

　第二，李代表的“转赠”，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实质是生育权利的买卖。我们知道，“赠”是把东西无代价地送给别人。当然也可以是精神而非物质层面上的，就像“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李白的“赠”和汪伦的“送”，都没有交换的意思。只要含有金钱或物质交换的内容，就不能算是赠与。李代表建议中说，转让生育指标的人，可以获得受赠人购买的各种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换。事实上，大概只有获得二胎生育指标中的穷人，才会去从事这种交易；而申请人，也只有富人才有提供社会保险的能力。这岂不是说，只有富人才有生育至少是多生育的权利，就像皇帝可以占有更多的女人、生育更多的皇子那样。这到底是平等的实现，还是不平的拉大？再说，现在养情人、包二奶、超计划生育，已经是富人的专利和优势，以至罚款对他们难起作用，再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就会使指标买卖如火如荼。加之利益考量、金钱诱惑，那些本不想生育二胎但却有资格生育二胎的人，也难免参与进来，在国家提供的“转赠平台”上，上演市场交易的大戏。

　第三，二胎生育指标，本来就是计划生育背景下追求相对公平的一种措施，为的是解决许多实际的困难。微观上，例如对于独子父母的照顾；宏观上，例如对于人口结构的改善。这种指标倘若可以成为买卖的“商品”，也就是说，不管其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只要有物质实惠，还有什么不能买卖呀？卖淫可以获得利益，贩毒可以获得利益，出卖自身器官，也可以获得不菲的回报。而这些，都能起到某种“保险”的作用，但偏偏都不允许，就在于这种交易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它会使富人子孙满堂，它会使穷人孤苦伶仃；它会使富人充满优越，它会使穷人倍感屈辱；它会使富人滋生霸道，它会使穷人种下仇恨，结果不是保险，而是对立；穷人不是收获转赠的温馨，而是收获交易的辛酸。当他的生育以至做爱的权利全被褫夺的时候，就会成为《狙公》中破栅毁柙的猴子！因此二胎生育指标，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是不能买卖的东西。

　第四，权利就是权能和利益的组合。权能具有可能性，利益具有现实性。权利不能都是可以交换的商品。不能说你给我多少钱，就可以打我一拳，或者踢我一脚。或者你给我钱就能当众骂我淬我。权利通常附加着人格的尊严。涉及尊严的事情就不能等价交换。交换也不能体现尊严。坊间有句话说，既想相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可见在不少人的心里，性交易压根就没有平等可言。同样出卖生育权，也有类似的涵义。如果可以出卖生育权，那么教育权、劳动权、选举权等等，是不是也能出卖。这样一来，现在暗流涌动的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岂不是通过某个平台，就能变成合理的东西？

　第五，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在到了“未富先老”的地步。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还没积累足够的财富，却失去了后继有人的活力。这就是许多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松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委。也只能借助计划生育政策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才能改变现有的状况。但是，国家绝对不能放任生育指标的交易，企图通过交易转嫁社会保险，减少对于公民社保的投入，那就是饮鸩止渴。也就是说，你不能控制指标的发放，又通过指标的买卖获得好处，再在交易之外获得罚款，那样就成了谋利的掮客，而不是公平的卫士。另一方面，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应当对意见、建议或者提案，好好地思量思量，然后再郑重提出。这样，才不致提出雷翻公众的建议，辜负人民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