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一天，一辆轿车停在了天津市河北区平安大街60号一座破旧的小洋楼前，人们簇拥着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走进了院子。

　抚摸着斑驳的墙壁，老人的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这里就是‘自新院’。”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国法学会会长张友渔老人在时隔六十一年后，重新回到了自己当年智救薄一波等3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原天津奥租界。

　从总编辑到宣传科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津法租界巴黎道（今吉林路）上有一家很有名气的报馆——京津泰晤士报社，老板为英籍华人熊少豪。

　1928年，熊少豪想再出一张《泰晤士晚报》，正在物色总编辑，便把目光瞄准了刚从京津通讯社辞职的张友渔。

　张友渔原名张象鼎，山西灵石人，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被无党派人士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招为特约撰稿人，后又担任教育版编辑。从此开始了和世界日报十年的合作，1931年到1934年张友渔担任世界日报总主笔，其间被派往日本做驻东京特派记者。

　1927年6月，张友渔经中共西城区委书记盛志权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7年前半年，我开始办《国民晚报》。这是一张作为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宣传工具的报纸，同办的两个人是左笑鸿和张友鸾。张是团员，左是我们的积极分子。我们一人拿了100元，从国民党左派黄少谷手里顶了下来。”张友渔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在中国新闻史上，张友渔被称为“最善于利用民营报纸进行革命宣传的共产党人”。

　1928年，“恰逢此时，时任天津市长的南桂馨为加强山西派在天津的影响力，请张友渔出任京津泰晤士报总编辑、天津市政府宣传科长，主管全市宣传工作，他借此机会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王志强说。

　担任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后，张友渔凭借敏锐的新闻判断和日语专长，很快在新闻界声名鹊起。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回沈阳的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后，一直被封锁消息。张友渔从日本报纸上看到这个报道立即翻译成中文，在《泰晤士晚报》上以显著位置、大字标题登了出来，轰动了整个天津，《泰晤士晚报》也因此名声大噪，销量大增。

　创建自新院智救薄一波

　现在河北区平安大街60号已经是新建的楼房和笔直的柏油马路，但附近老住户知道，这里是原奥租界一栋幽雅、安静的小洋楼。张友渔为营救地下党员创建的“自新院”就设在这栋小楼里。

　1930年夏，张友渔接到了一件极为棘手的任务：

　“1929年到1930年，顺直省委公开举行暴动、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彭真、薄一波、刘仁（解放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等几十位同志被捕入狱。中共顺直省委要求张友渔尽快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地下党员。”张友渔的秘书王志强告诉记者。

　“当时，各省市关押犯人，一般采取两种处置措施：‘罪行’重的，投入监狱； ‘罪行’轻的，关进另外设置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蒋介石统治区叫‘反省院’，在阎锡山统治区叫‘自新院’。阎锡山政权在天津市还没有建立‘自新院’这类机构，轻重犯人一律关在监狱里。张友渔想让天津市政府也成立个‘自新院’，把一些同志从监狱转到‘自新院’，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保存革命力量。”王志强介绍说。

　1930年7月，张友渔找到接替南桂馨成为天津市市长的崔廷献，把建立“自新院”的想法告诉了他。崔廷献听了张友渔的建议觉得很好，就把创办“临时自新院”的工作交给他全面负责。

　1930年9月，北方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致使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腹背受敌，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把平津“和平”交给张学良。

　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这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

　张友渔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别人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这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

　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