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

　战事初起——14万国民党军海、空运送，11万中共军队千里长征

　中国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150万人进入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迅速击败了横行一时的日本关东军。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22日，苏军占领东北全境。在苏军占领和撤出东北以后，国共两党都把控制东北作为战略决策的成败关键，深知谁在东北站住脚，谁就能保住华北、华中，由此斗争愈演愈烈。

　苏联对于如何处理东北事后问题，进退维谷。一开始，苏联允许冀东曾克林部队进驻沈阳，与苏军共同接管沈阳治安，同时向中共军队转交了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此时美国积极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特别是美军从9月起先后在塘沽、秦皇岛等地登陆，苏联担心东北会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希望中共能占据热、察两省，给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设置障碍。同时受中苏条约所限，苏联又担心有可能卷入中国内战而与美国发生冲突，于是在苏军撤退前5天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沈阳、长春等东北各大城市。

　苏联占领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为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造成有利的契机。为了打破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中共决定利用这“千载一时之机”，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先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和交通线。最先进入东北的，是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队。接着，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分别受命率部开赴东北。

　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同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1月初，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后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至11月底，从各解放区和延安调往东北2万名党政干部和11万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称之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与此同时，为了推迟国民党军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中央军委部署各野战部队，自10月起，以控制平汉、平绥、津浦和同蒲4条铁路干线为中心，开始了坚决保卫解放区的自卫反击作战。在绥远战役中，晋察冀、晋绥解放区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在邯郸战役中，消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迫使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放下武器。

　国民政府把“接收”东北当做战后最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在美军的支持和苏军的协助下，国民党继续大量进兵东北和热河，至1945年9月，美军运送到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4万人。按照中苏条约，东北将交给国民党军队接收，自11月起，国民党军相继攻占山海关、营口、本溪，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3个大城市。

　针对国民党大量增兵东北，来势汹汹，中共独占东北已不可能，由此改变计划，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决定退出大城市，争取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创造巩固的根据地。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基础。”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政治较量——中共中央一度认为，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

　政协会议是在重庆谈判中，由中共代表提议，国民党政府同意而召开的。国民党政府主张立即召开政协会议，而中共坚持必须立即停止进兵，制止内战，再举行政协会议。此时，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纷纷表明自己的建国主张，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表现出空前的参政热情。他们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希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在国民党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后，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令的颁布，使持续3个多月的局部性内战停息下来，国内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这给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政协如期举行扫清了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时还乐观地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停战协定》公布的当天，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共38人。中共出席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秦邦宪代）、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7人。政协在举行4次大会后，转入对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个问题的分组协商，草拟方案。会议充满了独裁与民主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焦点仍是“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激烈交锋和妥协让步，最终达成《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共5项协议，通过了为实现扩大国民政府基础和接着改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骤。

　政协会议于1月31日闭幕，历时22天。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比重庆谈判更大的政治较量，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内战政策的挑战与否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是全国人民和社会各方面为建立国内和平而努力的重要成果。政协决议虽然还不是中共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所以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证明会议得到极大的成功。

　在中共表示坚决履行各项决议的同时，国民党却处心积虑地破坏。3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首先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修改宪法原则和政府组织的协议。接着，国民党又举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完全否定了政协的各项决议。在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国民党在重庆连续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以及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营业部，这种倒行逆施，无疑给脆弱的国内和平局面蒙上了阴影。

　补白：中共中央曾想搬迁到淮阴

　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曾经对全国和平充满了期待，还认真安排了全国和平后的准备工作，甚至想把中共中央驻地从延安迁到江苏淮阴。

　根据王树增所著《解放战争》一书讲述，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周恩来带着所有的协议赶回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周恩来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当时的中央会议还研究了新四军第五师撤到华中、恢复交通、东北问题、在行政院力取得三分之一名额、中央要考虑搬迁的问题。”

　《毛泽东年谱》中也提到：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