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　抗击顽军

　　韩钧出狱后不久，就作为中共山西统战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被派到太原，担任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政治部干部。在抗日救国的前沿阵地，韩钧凭借自己的卓越才能，很快就成为山西抗日战场上的风云人物，就连一贯只用山西人的阎锡山也对他赞不绝口：“韩钧了不起，年轻有为，是个人才！”

　　七七事变后，韩钧奉命在祁县组织“青年抗敌决死二总队”，并担任总队政治部主任，率部进军晋东，策应由晋东南下的八路军，阻击由娘子关西进的日军。太原失守后，韩钧率二总队在洪洞、赵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二总队很快就扩编为二纵队，兵力达8个团共1.5万余人。在决死二纵队胜利战绩的鼓舞下，决死三纵队、四纵队、政卫旅、工卫旅、暂一师等由牺盟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成立，统称山西“新军”。

　　然而，“新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山西王”阎锡山的不安与焦虑，当他被日军从山西老窝赶到陕西宜川的秋林后，遂于1939年3月25日 至4月下旬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叫嚷反共，积极策划瓦解牺盟会和新军的活动。阎锡山首先把目标对准了生龙活虎的决死二纵队，先是调韩钧到吉县“军官训练团”任指导员，后又把他强留在秋林，并指使心腹梁化之软化、监视韩钧。面对复杂的形势，韩钧头脑清醒，针锋相对，起草了《关于顽固分子的决定》，有力揭露了阎锡山顽固派的阴谋，强调精诚团结、坚持抗战。阎锡山十分恼火，忿忿地骂道：“河南人靠不住，还是山西人可靠。”可念及韩钧的才能，阎锡山又若有所思地对梁化之说：“韩钧这个人，杀了可惜，留着是后患。”梁化之心领神会，如此那般地运作了一番后，便主动打电话给韩钧说是要谈工作。

　　令韩钧颇感诧异的是，之前多次拒绝他离开秋林的梁化之，这一次不仅爽快地答应韩钧提出的回河南老家去省亲、顺便回决死二纵队防地看一看的要求，而且还拉他到地图面前，热情地指点道：“现在顽固军队到处抓人，暗杀人，你必须走大路，千万不要走小路，必须拉起手枪机头，以防意外。”还没等韩钧反应，梁化之又接着问道：“你什么时候走？” 韩钧顺口应道：“明天吧！”梁化之是阎锡山跟前的“红人”，他的过分“热心”引起了韩钧的高度警觉。从梁化之那出来后，韩钧立即带着3名警卫员向东抢渡黄河，日夜兼程抄小路回到了决死二纵队。当韩钧于11月28日深夜电告梁化之“已安抵部队”后，梁只得沮丧地向阎锡山作了报告，气得“山西王”暴跳如雷骂了老半天。原来，他们担心在当地直接杀韩钧影响太大，便设计假意答应让韩钧走，却命令沿路顽军拦截，务必将其杀害。

　　韩钧一回来就向组织说明了十万火急的斗争态势，建议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二纵队的意见上报给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后，林枫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赞成“先发制人”。随后，二纵队就把阎锡山派来的表现差的军官集体剔除出去，纯洁了队伍，稳住了阵脚，接着又制定了应变军事计划，严阵以待。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恼怒，遂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于12月1日发布对日实施“冬季攻势”的命令，要求决死二纵队作为“第一线”，务必于5日向同浦路日军驻地霍县至灵石一段展开破击战，但同时他又命令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率部作为“第二线”，部署在二纵队的背后。

　　阎锡山的这一部署是企图把二纵队置于日顽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王靖国、陈长捷等人更是变本加厉，几天时间，就砸了永和、大宁、蒲县、临汾、洪洞、赵城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枪杀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韩钧看出了阎锡山的险恶用心，愤怒的他并没有听取一些同志劝他隐忍待发的建议，而是通过电报的形式向阎锡山发出了警告：“王、陈二贼欺我太甚，甘做汉奸，我不能不实行自卫，我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12月12日誓师，此半个月内，恐无暇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阎锡山接电后，便指使手下在各种反动报刊上诋毁韩钧，称其“誓师叛变”，同时还想迫使牺盟常委会开除韩钧民青执行的职务。在两度碰壁后，他遂以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剿除”决死二纵队，将韩钧撤职拿办。韩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从容指挥二纵队西进中阳县，沿黄河南下反击阎军后侧，在留誉镇歼灭阎第三十三军一个营，后又在中阳、石楼附近歼敌两个团，成功突破日军汾（阳）离（石）公路封锁线，把尾追的阎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等阎锡山下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绶和第二军军长兼第七十一师师长郭宗汾率部狙击决死二纵队时，韩钧又率部与四纵队、工卫旅和八路军一道狠狠反击了敌人，迫使赵、郭二人向晋西南方向逃窜。阎派往晋东南、晋东北的部队在遭受了我军的沉重打击后不得不撤向晋西南。

　　韩钧的这封电报所引起的“武装冲突”，史称“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标志着山西顽军对新军、八路军的进犯进入公开化阶段。虽然我军成功地击退了阎军的进攻，但准备不足的决死三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损失严重，以致相当一部分同志纷纷责备韩钧，认为就是他的那封电报给阎锡山“剿除”新军以“合法借口”，给党带来了损失。著名作家穆欣对此曾回忆道：“当时韩钧未经党组织讨论，未向上级党委请示，就以个人名义拍发这样一个电报，确实是使阎锡山攻击诬陷新军时多了一个把柄。当时有的同志曾经竭力劝阻他拍发这个电报，但他没有考虑，没有接受意见，还是发出去了。可是，就这一点过分责备韩钧，认为‘晋西事变’就是这封电报闯了‘祸’，就是这份电报‘惹’出来的，显然是不公道的。”穆欣的话不无道理，晋西事变压根就是阎锡山蓄意已久的阴谋，正是因为阎料定包括决死二纵队在内的山西抗日武装力量尚未做好应对进攻的准备，他才敢向新军发起进攻，即使韩钧不发电报，他也会使用种种手段挑起事端。其实毛泽东在韩钧发电报的前一天就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指示，明确我方方针是“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1944年8月14日 ，韩钧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谈话，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晋西事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