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始建于1930年，是北京最早的现代公墓。由于这里安葬了李大钊、曹禺、启功等众多中国现当代名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当人们徜徉流连于青山绿树、在对前人的追思缅怀中，或许已很难想起一位文武双全的革命战将也长眠于此。英年早逝的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已日渐模糊，要不是四角塔尖的墓碑上“韩钧同志之墓”、“永垂不朽”等字样，人们将无从寻觅他的踪影。即便偶有游人驻足凝望，也只能从数百字的碑文中揣测他曾经的英雄事迹。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夜猝然倒下的韩钧。

　　天资聪颖　读书救国

　1912年春，韩钧出生在河南新安县石井乡极偏僻的北斗庄一户富裕农家。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1925年夏，13岁的韩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洛阳省立第八中学。由于出手整治学校里的纨绔子弟，不久他被学校勒令退学。这年夏天，韩钧以“韩永信”的名字考入洛阳第四师范，课外靠为石印馆抄书为生。韩钧在四师求学期间，豫西地区正和全国一样，处在军阀混战、兵匪交并的水深火热中。受进步教师孙席珍的影响，韩钧开始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还与王若愚等同学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共同探讨救国的真理。他还一度跑到郑州、开封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反军阀斗争的宣传活动。韩钧的举动再次引起了校方的注意，1929年，在他即将从四师毕业时，校方以“参与学潮”为名，将他开除学籍。面对常人难以接受的打击，17岁的韩钧勇敢地应对种种误解与嘲讽，跑到了偃师、平寿等地当起了小学教师。他一面埋头苦读、悉心育人，一面仍与四师的校友保持联系，继续研究中国问题，探求救国道路。1931年冬天，韩钧前往北平，以中国大学旁听生的名义在北平住了下来。

　　狱中斗争　视死如归

　九一八事变后的时局日益严峻，韩钧放弃了原来继续求学的打算，除了去图书馆，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救亡工作上。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党员邵亦农、廖鲁言、刘昭等人，后经邵介绍，于1932年夏天加入共青团，并被组织任命为义勇军大队青年队队长，在北平西城区和西郊一带组织学生义勇军。他不仅带领青年队积极参加集训，而且还经常跑去向人力车夫、郊区农民等基层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7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决定举行抗日反蒋示威游行。由于叛徒的出卖，游行的主要组织者赵玉祺、廖鲁言、刘昭等人在游行前相继被捕。韩钧不了解情况，仍于8月1日这天率领学生义勇军上街游行。他扛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队伍行进至太平仓（今西单）时，突然受到反动军警袭击，在与军警的激烈搏斗中，韩钧被击昏在地，当他醒来时，已被关押在北平市公安局内。

　敌人对韩钧进行了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韩钧每次的回答都只是同样的一句话：“我叫韩水清，是要求抗日的学生！”无奈之下，敌人便将韩钧送到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北平军人反省院”位于草岚子胡同，俗称“草岚子监狱”，是一所专门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监狱。监狱规定，政治犯如果经过三次定期审讯（监狱对政治犯每年有两次定期审讯，平时还有不定期审讯），仍不“反省”“悔过”的，一律枪毙。韩钧则根本不把敌人的规定当回事，与审讯“法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年和韩钧同生死、共患难的狱友刘昭等人对此有过翔实的回忆。

　当时“法官”对年轻的韩钧“循循善诱”：“你是个热血青年，有志气，前途无限，但你走错了路，给共产党打旗子，把青春葬送在监狱里，值得吗？还是反省悔过按个手印，登个反共启事，出狱为好。”

　韩钧理直气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是中国青年学生，要抗日救国，是政府不让我们抗日救国，把我们关起来的。我无罪可悔，应该无条件释放！”

　“法官”用心险恶地说：“政府是要抗日的，但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破坏，所以要‘先安内，后攘外’。”

　韩钧一针见血地反驳道：“实际上政府是只打内战，不抗日。下的命令是敢言抗日者斩！你们不抵抗已经送掉了东三省。我们青年学生要抗日，就被你们抓起来，眼看华北也要被你们送掉了。”

　“法官”被驳得无言以对，只能气急败坏地喊道：“你胡说！看你中共产党的毒很深！你如不老实，不悔过就不放你！”

　韩钧针锋相对：“不放就住着！”

　“法官”威胁道：“三次审查不反省，就要枪毙！”

　韩钧则不卑不亢：“随你的便！”

　“法官”气急败坏地让人把他拉下去“严惩”；韩钧又一次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敌人再没有任何收获。

　韩钧的英勇表现得到了薄一波、殷鉴等人领导的狱中秘密党支部的认可，他们主动与韩钧接上了头。韩钧正为自己孤军奋战而苦恼，没想到组织居然主动联系自己，精神为之一振，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狱中残酷斗争的前列。作为组织委派的发言人，韩钧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时而激情澎湃，言语犀利，把敌人搞得狼狈不堪；时而抑扬顿挫，声泪俱下，感动得看守都跟着他一起掉眼泪。他在狱中还坚持学习，不仅学习政治理论，还学习了俄语、英语、日语、世界语；不但自己学，还辅导难友一起学。瞧见他刻苦学习的劲头，不少人总是费解地摇摇头：“说不定哪会儿就被拉出去枪毙了，他还有心思读书，真是怪人！”经过一年多监狱斗争的严峻考验，韩钧被组织批准为中共党员。

　1934年冬，为了反对敌人的迫害，秘密党领导狱友开展了绝食斗争。韩钧和难友们一起，整整7天颗粒未进，最终迫使敌人答应改善伙食、增加取暖火炉、给病号下镣铐等条件，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作为报复，敌人随后将薄一波、殷鉴、刘澜涛、安子文等12名斗争领导者列入枪毙对象，一向以“喜欢多事”著称的韩钧自然名列其中。可偏巧这时，标志着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屈服于日寇淫威的《何梅协定》签订，负责“草岚子监狱”事宜的特务武装宪兵三团被责令撤出华北，12名同志方才幸免于难。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变化，中共北方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通知“北平军人反省院”地下党组织，让狱中党员分批争取出狱。在与敌人顽强斗争了4年之后，韩钧于1936年9月24日出狱。此时的韩钧，虽被狱中非人的生活折磨得骨瘦如柴，但斗争的意志和信念愈加顽强，他自豪地对人说道：“反动派的监狱固然是残害人的魔窟，但也是锻炼革命才能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