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救生组织的诞生地，据可查考的文字记载，早在南宋乾道年间（公元1165年-1173年），镇江西津渡便创设官渡兼水上救生组织。此后，代代相承，绵延不绝。如今，镇江古西津渡救生会所遗址的救生博物馆内，仍陈列着一艘复制的救生红船及沿传下来的救生旧物。

　唐宋时期，镇江已是江淮粮道，漕运重镇，被称之为“江南第一渡” 的西津渡，舟楫如蚁，樯桅林立，每年过往漕船商舫不计其数。为加强江上救助，南宋乾道年间，镇江郡守蔡洸在西津渡创设慈善性质的水上安全救助机构——救生会。他“命置巨舫五，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至此，西津渡的渡船收有数，发有序，皆能抗御风溺之灾。

　元代，西津渡监渡官吏中，时有滥用职权，以盘诘、路引为借口，“多方勒诈，倍取渡钱，稍若无得，不许登舟”。许多过江渡客只得取道私渡，每遇风浪便发生覆溺。延祐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又在各渡船上添设1名艄公、9名水手，要求各救生船竖立旗号，标明艄公姓名。艄公、水手粮米皆由官支，船资官收，不许私自向渡客索取渡资。同时，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每10日一轮，亲临渡口巡检，禁止私渡。

　明末清初，镇江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在金山脚下设救生红船数艘，船身扁长，周身皆着红色，船内置5对船桨及大铜锣一面，船头挂有虎头牌，表示十万火急，性命关天之意。红船起锚出渡救生时，船工“当当当”敲起大铜锣，江面上船只远远听到都要避行让道。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镇江士绅蒋元鼎等15人，“劝邑中输钱，以救涉江覆舟者”，共同捐资，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会议规定，除对各船捞获落水者给予奖赏外，还在救生会中留养被救人员中无家可归者；对有家者则根据路程远近贴给路资，助其返乡；溺水而亡者，由救生会打捞沉尸，葬于城西牌湾义冢之内。京口救生会诸多义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昭关晏公庙旧址，建屋3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祀文昌神。凡参加创建京口救生会的善士亡故后，立牌位于楼西祀之。

　乾隆初年，京口义士蒋豫继承族人之志，召集乐善好施者全力振兴京口救生会。商定，凡救生人员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1200文，捞获浮尸一口给奖赏及棺材抬埋费1150文。蒋豫与后人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连续七代，计140多年，成为中国救生行善之典范。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蒋豫之子蒋宗海继承先志，接办京口救生会。乾隆十七年，蒋宗海高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职，他不慕名利，任职不久便辞官还乡兴办京口救生会等诸多慈善事业，每遇经费不敷，便在丹徒、扬州一带募捐，独立维持救生会达54年之久，与镇江王文治等被誉为“京口四君子”。

　京口救生会为民间慈善机构，初创之时不领官费，自行捐办，会中各项开支例不报销。康熙、乾隆、道光年间，救生会每遇经费不足，官民皆相捐助。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镇江人李英捐赠登云寺田产60亩。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镇江府王秉韬捐银300两给救生会存典生息。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常镇道查淳将育婴堂田地238亩拨给救生会，并规定如支销不敷，俱由负责救生会值月董事捐助。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扬州盐院协助救生会经费每年白银1000两，淮商公贴修船费白银600两。

　京口救生会的种种善举，对官府影响颇大，官府便仿效民间救生模式，成立焦山救生总局和瓜（瓜洲）镇（镇江）义渡总局。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清政府“责令镇江道督率文武官，催趱漕船，酌看风色行渡”，“令京口总兵官巡视河干，催护过江。如遇大风，督令标兵操舟预备，如有江心船只不能近岸收口者，设法挽救”。并仿效民间救生船成式，官造护漕船10艘，募设善水舵手10名，分泊于长江南北两岸的镇江和瓜洲渡口，漕船每遇风涛，即出岸救护。

　此后，始自清代的镇江三大水上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瓜镇义渡总局，始终活跃在大江南北，扶危济困，拯救遇难渡民，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镇江市人民政府对水上救生工作十分重视，先将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瓜镇义渡总局合署办公，合并成立了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瓜镇义渡总局联合总管理处。1950年6月29日，又召开慈善团体负责人会议，共同协商，于7月1日正式发文，将全市所有慈善团体合并成4个，其中3个水上救生组织合并成立了镇江私立义救所，隶属镇江市社会福利委员会，开启了水上救生慈善事业新的一页。至此，绵延近千年的镇江古代水上救生事业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完了它的最后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