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起，镇江银监分局在全市银行业系统开展以“规范贷款行为、科学合理收费”为主题、以纠正“附加贷款条件和不合理收费”为主要内容的不规范经营问题专项治理活动。会上明确，对于3月1日之后再出现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的，一律追究单位高管的责任。对于4月1日之后再发生的不合理收费问题，监管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2月18日《京江晚报》）

　当下银行收费乱象，社会反响强烈、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联想到笔者刚听到的一则中国银监会公布的《中国商业银行2011年净利润达2.6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的消息，这其中想必有不少利润是通过“乱收费”获得的，更让人心怀忧愤和不爽。

　银监部门治理乱收费可谓大快人心，然而，品味报道中“对于3月1日之后再出现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的，一律追究单位高管的责任。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3月底前公布服务收费价目和举报投诉电话，对于4月1日之后再发生的不合理收费问题，监管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责任在哪一级就追哪一级”等文字，却给人以拖泥带水的感觉。在此，笔者想问一句：对于3月1日之前出现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的，要不要追究单位高管的责任？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收费价目和举报投诉电话”，为什么要等到3月底前公布？对于4月1日之前发生的不合理收费问题，监管部门还要不要、该不该发现、查处，曝光直至责任追究？

　乱世须用重典，然而，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这些有“弹性”的规定上，致使看似凌厉的政策法规丧失了严肃性，进而影响了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有关部门出于“搞运动式”的思维惯性或维护不正当得利的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时“留口子”，既凸显了法规执行之殇，又暴露了认错、改错的不真诚与不彻底。

　　道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