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承宗：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没有电话跟什么手机，根本就没有那个事，她非常着急，我说等等，我们到第二站，第二站就到十三陵，尼克松他们去底下宫殿参观，我们就不去了，我带着托马斯就去找电话，就是十三陵的外面，他们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区里我就找，找找找，果然看见有一栋小房子里边有一部电话。我就去，去了门口一个解放军战士拦着，我就跟他讲，我是什么什么人，这位是美国的记者，刚才在长城上美国总统尼克松讲了话，她要打一个电话告诉城里，去发这个报道。
解放军说对不起，不能让你用这个电话，我说没有人用啊，他说不行，我接到上级的死命令，这个电话只能让安全保卫的人用，别人一概不许用，没有办法。
解说：江承宗再三请求也无济于事，情急之下，江承宗找到了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将军来帮他说情。
江承宗：杨德中，当时是中南海的警卫局的头儿，将军，解放军看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是死命令，我不能让别人用，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军衔全没有，看不出来的，这样子，所以海伦托马斯很急，杨德中还说放心放心，他又亲自去找，最后找到了警卫的管这个士兵的直接上级连长，把他连长找来，连长下的命令才让海伦托马斯用了这个电话，发了这个报道。
后来我到了美国去工作跟美国朋友，跟美国朋友谈起这桩事的时候，美国朋友，这个士兵可是个好士兵，很可能他将来当将军的材料，真逗，真逗，太逗了。
解说：从这个士兵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尼克松所到之处的安保工作之严格，尼克松夫妇登上长城的那天，北京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尽管长城周边已经戒严，但让人不解的是长城上除了代表团的人之外，还能看到一些游客模样的人在上面游走。
杨正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那个大冷的天里，有一些少年儿童穿着这个毛衣，各种各样的毛衣在那里玩，跳、跳舞，在那里游玩，当时人们就怀疑这么冷的天小孩又这么远，下着大雪，怎么会来这儿穿的这么单薄，在这里跳着玩呢。
江承宗：二月份啊，怎么有那么些游人，而且尼克松一走以后，这些游人也都上巴士也走了，而且手里都拿着收录机呀，什么收音机，所以记者们就说就讽刺了，批评了，这都是事先安排的，事先布置的，确实是事先布置的，因为烘托这个气氛嘛，为这个事周总理还当面检讨，很对不起，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好意，当然是出于好意，你总统来访我们给他一个安全保卫的因素，再加上有一些人在那儿，不是挺好。
陈晓楠：尼克松夫妇和罗杰斯等人在北京游览的时候，都看不到基辛格的身影，基辛格此行也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的活动，因为他和乔冠华之间就起草《中美公报》的会谈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美国人之前的设想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这就大功告成了，然而这种想法遭到了周恩来的反对，中国方面坚持要将两国不同的立场在公报中显现出来，而在当时中美两国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和乔冠华各为其主，互不相让，会谈一度陷入了僵局。
解说：对于双方争执不下的台湾问题，尼克松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尼克松：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诉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诉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熊志勇（外交学员教授）：因为美国还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刚才我说的，实际上他还是想搞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所以他态度不明朗，所以中国方面坚持一个中国，美国方面并不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解说：这一天上午尼克松夫妇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而基辛格与乔冠华的谈判还在艰难进行，双方各自说着自己的意见，都显得不着急的样子。事实上，他们都是在用共同的方式向对方施加压力，谈判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在最后时刻基辛格的一点建议打破了僵局。
基辛格：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取得乔冠华对以下提法的同意，即我们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省，这样就消除了彼此从属含义。
解说：很快就这一说法，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熊志勇：所以最后你看《上海公报》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那个措辞是很妙的，它不是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或者美国接受一个中国的政府，或者美国承认中国一个政策，它都不是这么说，他有英文acknowledge，美国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那当然中文版中也是，美国认识到，所以这句话的表述说实在的是非常的中性，或者说白了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政策，我不反对，但态度并不积极，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巧妙的一种表述方式把这矛盾解决了，否则的话，那公报怎么能形成呢，所以当尼克松访问马上都要结束了，那头天晚上，那随行人员和中方在杭州，还一直在谈着公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