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大前后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议题是“中央集权制”

　　既然“民主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概念分别于1923年5月、1924年1月才在中文文献中出现，如何理解相关资料中关于一大前后党内就“民主集中制”原则展开的争论呢？

　　大量资料证实，一大前后党内确实发生过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据张国焘回忆，一大争论的“第四个问题”是“组织问题”。“我们主张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中央，指挥各小组，要有纪律，要民主集中制，反对自由联合。当时情形与现在不同，都不愿守什么纪律，听什么命令。特别是陈望道一类的人，说到命令，非特别反对不可。”（《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进一步而言，关于党内组织原则的争论，揆诸史实，笔者认为其内容是“中央集权制”。

　　根据张申府回忆，正式建党前的各地党组织“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因此，陈独秀很可能希望通过中央集权将大家集中、统一起来。他认为“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如果迷信“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必然导致革命势力成为“一堆散沙”，“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翻资本阶级了”。（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无政府主义批判》第1集第4册，沈阳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1页。）

　　陈独秀不仅有集中、统一的想法，而且还准备付诸行动。据李达回忆，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认为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参见本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做出了让步。一大召开前，他在广州匆匆起草了一个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其中包括实行“民权主义之指导”（关于这四点意见，学界多将其记述为：“发展党员”、“民主主义之指导”、“纪律”、“慎重发动群众”（叶笃初：《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但是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最初的文本见1928年京师警察厅编译《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分别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768页）。笔者采用了后者的说法。）。“中央集权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

　　由以上可知，“中央集权制”先于“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出现，且两者不同义，前者并非“民主集中制”的不同表达方式。“民主集中制”亦非俄文或英文的直接汉译，而是由“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民主的集中制”等译名演变而来的。“民主集中制”的早期含义，还可以从国民党改组时期确立的组织原则窥出端倪。在国民党一大上，胡汉民所作的关于“纪律问题案”的说明指出：“大会以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他进而阐述：“每一党员既有应享之权利，亦有当尽之义务。参与党内一切问题之决议及党外政策之确定，选举各级执行党务之机关，此其权利也。此等全党党员参与共同讨论决议及选举之制度，即所以保证民主主义之实行。讨论既经终了，执行机关既经议决，则凡属党员，均有遵守此等决议案或命令并实行之之义务，此即所谓政党的集权制度。”（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8页。）由于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原则也可视为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将“民主集中制”理解为民主与集中的对立统一，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时出现“民主不足、集中过度”弊端的主要原因，建议将“民主集中制”还原为“民主的集中制”。然而“民主集中制”形成数十年，已然成为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话语了。

　　〔作者何益忠，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