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集权制”的出现早于“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

　　实际上，在“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一词出现以前，“中央集权制”已被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用于指称列宁的建党主张或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如《共产党》第1号《列宁的历史》一文，就认为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中央集权制”：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一八九八年设立的。一九○三年该党开第二次大会于普流亚里及伦敦，才闹出风潮，起了内争。在这次大会上，列宁绝对的主张该党应采用中央集权制，组织中央掌权指示全体作用的机关，以取全体一致作革命的运动，行统一的计划。他这个主张，没得全体同意，其中有少数人绝对的拒绝列宁的中央集权主张。（《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出现后，“中央集权制”仍然被继续使用。如1921年瞿秋白访问苏俄所写的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就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称为“中央集权制”：

　　以前从革命之后，共产党既握政权，接着就是内乱战争，完全处于军事状态之下，于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法，也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在军事状态之下不得已而取中央集权主义，在当时是很合宜而且是必要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李大钊也有同样的认知：

　　一八九八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立。一九○三年，该党在Brussels与伦敦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列宁主张把该党改为中央集权的组织，由一个中央集权体指导一切运动。他力持此说，争论甚激，该党因而分裂成为二派：列宁一派为多数派（Bolsheviki）；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少数派（Mensheviki）。少数派的领袖是Martov，多数派的领袖就是列宁。（《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尽管上述文献涉及的是列宁的建党主张，却使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中央集权制”而非“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作为组织原则。如二大前夕，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党务方面的“将来计画”之一是“厉行中央集权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精神。《决议案》指出，革命政党应该施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其基本原则包括“严密系统”、“集权精神”、“铁似的纪律”、“军队式的训练”、“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1页。）

　　“中央集权制”的主张还在一些非正式文献中间接表达出来。如1922年7月，陈独秀在写给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信中，认为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自身必须要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指导者，因此“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李达也认为：

　　大凡一个革命，总是少数发动，多数顺应的。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先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全体，从事组织、训练，以至于成就，却不是顺从多数的意见的。……像这种无觉悟的大多数工人，应该由少数有阶级觉悟的人来启发他们，引他们到觉悟的途上去，决不可以顺应他们的。若以少数觉悟的去盲从多数无觉悟的，就要糟到极点。（《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在当时的话语中，“中央集权制”的主要含义是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权威、党员的服从和纪律。1920年9月，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瞿秋白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时期，“不但不惜推倒所谓‘全体人民之自由，全体人民之权利’的偶像，并且亦并不盲目的标榜‘无产阶级全体的权利’，更进一层，并暂且不顾‘党内的平等权利’，而竟行绝对的中央集权制”。他还对“工人的民主主义”进行了评论，认为实行工人民主制并没有改变“最有觉悟有运用政权”的原则，仍然是“在上本有觉悟者向下去接近在下者、未觉悟者”，而且“使党员人人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并不是因为‘权利应当平等’，而是因为提起下级人员参与党务的兴味……所以实行民主主义乃是一种增进党员知识觉悟程度的方法。民主主义的意义，在此地竟当做一种政策的名词用，而不是一种政治的制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07、208页。）

　　三、“民主集中制”在中文文献中的首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