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公安人员严密搜寻，雷恒成这个民族败类、人民公敌终于在上海落入法网。1952年10月20日，雷恒成在审讯时供认：“当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头子，是著名的‘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引者注）……李大钊的小号勃朗宁手枪被我留用了”。讯证明确后，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指出：“查雷犯恒成系大汉奸，又确系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原文如此——引者注）主谋之一”，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于同年12月17日经部长许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审阅批准。1953年4月26日，“一声正义的枪声，使这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刽子手，有了应得的下场”。

　　杀害李大钊的另一大刽子手王振南也受到了人民的审判。王系浙江绍兴人，自北洋军阀至蒋介石政府，一直效力于旧司法界。曾任“京师审判厅”刑庭推事（当时对法官的称呼）。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司法部第一任副部长汪祖泽（汪精卫长兄汪兆镛长子，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斥之为“热心利禄，不明正义”。在审判李大钊案中，他秉承奉系军阀“务须从重法办，不可放松”的密令，同何丰林、颜文海一起，主持杀害李大钊等革命烈士。后在蒋介石政权中任“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因杀害李大钊有“功”。极受新主子赏识，据汪祖泽记述：“王即擢任此缺，虽是荐任职（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官职级别，分简任、荐任、特任、兼任、委任5级——引者注），但因该法院设在租界，生活程度较高，除支付荐任最高级月薪四百元，另给特别办公费四百元，虽简任官亦无如此待遇优厚，藉此为处死李大钊之报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转任检察官，其中显有特别原因，且此缺如此优厚，人多觐觎。数年后，罗文干任南京司法部长，郑天锡任次长，闻有觐觎上海特区此缺，求于郑次长，郑答以王振南为蒋委员长之人，不能任便更动。足见王振南之得此优缺，实因仰承上峰意旨杀害李大钊所致”。证以冯玉祥“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提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记述，王振南月薪竟与国民政府委员同等，其受宠程度可想而知。

　　在蒋介石政权司法界中，王振南秉其“热心利禄，不明正义”之本性，大肆捞取不义之财，“官囊为之充满” （汪祖泽语——引者注）。同时继续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1931年2月7日，王振南又主持杀害了龙华24烈士，被害者中有“二七”大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团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秘书长林育南（张浩、林彪堂兄）、李大钊创建的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组织者之一、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著名的“左联”文艺家柔石、殷夫（即白莽）、冯铿、李伟森（即李求实）、胡也频。鲁迅曾为之悲愤赋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其中杨国华（即欧阳立安）牺牲时年仅17岁，为屠杀革命人民，王振南“法官”甚至将国民党政权“不满18岁者免于死刑”的法律也丢弃一边。1957年7月15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红旗飘飘》第2辑中，发表了龙华24烈士（文中误为23人——引者注）的难友柴颖堂同志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烈士们殉难的悲壮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