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镇压反革命、给先烈复仇。新中国公安人员以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侦破，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提供线索。经过周密侦察，在北京居民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吴博斋”的人，经反复核实，“吴博斋”真名吴郁文，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正是“四六”大逮捕的主犯，以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了张作霖的“文虎勋章”。奉系军阀覆灭后，吴郁文又任蒋军中央宪兵教导总队上校总队副等职，参与镇压“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在华北汉奸伪政权中历任“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侦缉总队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长”等职，继续反共反人民20余年。侦查确定后，于1951年6月20日缉拿归案，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鉴于他在被捕时已身患重病，经批准判处死刑后不予执行，继续治疗，1953年6月17日病死狱中。

　　在吴郁文落网的10天之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打开信封，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映入眼帘：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接到如此十万火急要案，北京市公安局岂能怠慢，当天便紧急上报彭真、罗瑞卿和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原中共辽阳县委书记、与李兆麟同为辽阳第24路义勇军主要领导人），遵照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严密查询“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

　　“了明禅师”真名雷恒成，化名赵志安，系清王朝远房皇亲。清末留学日本，学习警察技术，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被清廷赐予警察兵科举人，供职于京师警察厅。1912年2月29日夜至3月2日，袁世凯为对抗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要他南下就职的邀请，守卫北方军阀老巢，一手策划了北京兵变，以制造“北方不稳”的假象，雷恒成奉袁之命，先是派警察参加兵变，参与焚掠北京东城、西城和北城，后又以“维护秩序”为名，屠杀北京市民，掩盖事实真相，连事实上已成为袁世凯传声筒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亲眼目睹惨状后，也不得不承认：“警察不过是脱掉制服同当兵的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预先商量好的……整个骚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一个士兵受到惩办。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有些贫苦年迈的苦力，还有些妇女因为在被大兵毁掉的建筑物上废墟上捡走些小木块或小铁片，就惨遭斫头”（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这次兵变中，北京居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者数以千计。

　　此后，雷恒成在历届北洋政府中一直供职于警界，1927年4月6日，时任“安国军总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郁文一起，各率部下直接执行了“四六”大逮捕，此后雷恒成又对被捕人员进行了残酷刑讯。“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曾于1930年4月12日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并在审讯中再次对赵尚志等被捕人员使用毒刑，受到赵尚志的严词痛斥。因其性情残暴、刑罚严苛，故有“雷锤子”之称。“九一八”后，雷恒成随东北军警撤退到北平，不久叛国投敌，追随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七七”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第29军逮捕并判处死刑，执行前脱逃。华北沦陷后，雷恒成又追随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投靠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山东等地历充专员、道尹等伪职，最多时曾管辖22个县，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抗战胜利后，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一度隐匿于北京，后又逃往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