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朽人间骂未消”

——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的下场

　（作者简介：尚金州，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6级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东北抗战史。）

　　1927年4月6日，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土匪出身的奉系“胡帅”张作霖，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悍然践踏国际公法，派军警搜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建筑，破坏了当时正在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兵营中的国共两党北方组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6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员不幸被捕。在狱中，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横眉冷对，奋勇抗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最后的战斗。

　　与此同时，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9日《晨报》），张宗昌急电张作霖：“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青年党头子曾琦无耻地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指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何丰林为主席法官，颜文海、王振南等为法官，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后，即于12时10分判处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死刑。12时30分以6辆警车将李大钊等押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由奉军宪兵队营长高继武（以后下落不明）监斩，血腥的屠杀自下午2时起一直持续至5时。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李大钊和其他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李大钊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连续受刑3次达40分钟，“神色不变，从容就死”（1927年4月29日《晨报》）。

　　20位烈士中的唯一女性、国民党左派妇女领导人张挹兰最后一个就义。当她在暮色中走向绞架时，敌人犹存幻想，对她说：“现在还来得及，他们都死了，没人知道”，张挹兰一言不发，继续前行，站在绞架下大喝一声：“行刑吧！”在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时，20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距38周岁尚有半年。

　　“杀人者终必覆灭”，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迎来了李大钊预言的“青春中国”。在胜利的时刻，党和人民更加怀念用鲜血和生命开辟道路的李大钊等无数革命先烈，誓言为烈士报仇雪恨。党中央决定将李大钊被害案作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指定彭真和罗瑞卿负责查办。罗瑞卿在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中央国家各机关、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中指出：“运动查出了十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已经混入党内的有五千多名，混入共青团内的有三千多名。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刽子手，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就查出了二百二十多名，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同志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学习》杂志1958年第1期）

　　然而，新中国成立时距李大钊等被害已22年，奉系军阀覆灭后，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们纷纷投靠蒋介石，继续为非作歹，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中一些人又卖身日寇沦为民族败类，对祖国和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知罪不容诛，纷纷化名隐匿。茫茫人海，何处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