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的王玉瓒

■西安事变前夜卫队一、二营驻地简图

　　◆王玉瓒

　　2011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5周年。关于“捉蒋”的过程，社会上众说纷纭。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当中的细节，《纵横》杂志2012年第1期登载了亲历“捉蒋”者王玉瓒的文章，力图探究隐藏在其背后历史的真实。

　　“苦谏”不成

　　张学良将军曾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我原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介石的警卫工作。1936年12月12日，我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作为“捉蒋”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执行了华清池“捉蒋”任务。

　　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准备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避寿为名，飞至洛阳积极筹谋划策，派兵遣将。他将嫡系部队约30个师摆在平汉铁路线的汉口—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线的郑州—灵宝段，调高级军政大员多人聚集西安待命。部署完毕后，蒋介石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驻在事先准备的行辕临潼县华清池里。在蒋到达的前两天，张学良副司令派我率卫队第一营的步、骑兵各一连，担负华清池警卫任务。蒋到达后，他的侍卫担负二道门和蒋之住室五间厅守卫；我带领步兵第一连担任头道门守卫（配置四个步哨，由一个班长带领）和山上瞭望以及附近公路警戒勤务；骑兵连执行周围地带巡逻警戒任务；东北军一○五师负责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蒋一到西安，即提出两个咄咄逼人的方案逼迫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赴江苏、安徽和河南，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即使张、杨接受，我们两军中下级军官和战士也不可能听从张、杨再与红军作战。如若离开西北，毫无疑义地必被蒋介石吞并消灭。在这种情势下的张、杨除“上梁山”外，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张学良、杨虎城至此下定决心：坚决不打内战，坚决不离开西北。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派兵捉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临潼县的华清池蒋之行辕，想以至诚说服蒋介石。张慷慨陈词：“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攻，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在告警，国家民族之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绝无出路。”张学良伏在桌上声泪俱下，蒋介石竟拍案大怒，训斥张学良是非不明，缓急倒置，不积极“剿共”，轻言抗日阻挠党国大计，实属年轻无知。随后杨虎城又去劝说，也为蒋所拒绝。这时已经到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西安市各大中学学生以及沿途加入的市民一万多人，为了纪念北京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时，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为驱散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这更激起请愿者满腔义愤，临时改为徒步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请愿。这时学生越聚越多，冲出东门直向临潼进发。蒋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急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与此同时，蒋之侍卫传达蒋的命令对我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请愿学生，不准许来到温泉，如请愿者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便急忙乘三轮摩托向游行队伍迎去，走到十里铺附近，遇到请愿大军浩浩荡荡向东前进。我首先看见在张副司令身边工作的宋黎英姿勃勃地走在游行大军的最前头（宋是北平学联代表，这次请愿运动组织者之一），我立即迎上去把蒋给我的命令告诉了他，并表明我的态度：对请愿爱国青年学生，我坚决不让士兵开枪镇压；但是，如果你们请愿队伍进至华清池的时候，蒋之卫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你们应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到十里铺，站在土坡上对学生说：“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行动我是钦佩的，但今天时已不早，到临潼去路途尚远，那里又无宿食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回去吧！由我代替大家向蒋委员长去请求，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大家。”这样才把群众劝阻回城。

　　12月10日，张副司令又到华清池的五间厅进行“争谏”，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但仍然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拒绝。至此，张、杨两将军仁至义尽，除捉蒋“兵谏”，逼其抗日外；再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亲自令我“捉蒋”

　11日下午4时许，张副司令同蒋介石谈完话后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看到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

　“是！”我立即回答。

　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本应走在前边，为张副司令开道。但当时都是土路，车跑过来，扬土盖天。司机也想到了这一点，说：“我们在后边吧，别让副司令吃土。”我说：“对，对。”随后跟去。

　途经灞桥、十里铺我营士兵的驻地时，不断有战士向我招手，我光顾考虑可能接受什么任务了，随便跟他们招招手就过去了。

　我们很快来到东门里东大街路南的金家巷一号。我在门外下了车，就停了下来。张副司令见我没跟上，就说：“来。”我这才跟他到了西楼的客厅。我光顾着跟他走，竟忘记了关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立正站在客厅里，屋里就我们俩。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目光严峻而坚定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

　我听到这“请”的一瞬间，心里马上犯了合计：你刚从他那儿回来，怎么还让我“请”呢？

　“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张副司令继续说。

　我立即意识到“兵谏”的时候到了，便非常坚定地回答：“我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

　他见我很有信心，十分满意地瞧瞧我，像同意，又像嘉许，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件事。”接着又说：“你营是华清池守卫者，应先行动……”

　说到这，五十一军的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于军长个子不高，瘦颊脸，连声“副司令”也没叫，就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而是继续令我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以便与蒋之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免得夜间动手时误遭伤害。具体事宜由谭海副官长告知。

　我告别了张副司令，来到中楼找到谭海，把受命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他令卫兵把衣服拿来，我—边换，—边想：我不能马上去华清池，更不能回家过夜，万—走漏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要误大事。当夜，就在谭副官长的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一阵儿，床上靠一会儿，但一点也不想睡，总寻思着如何完成张副司令交付的重任。

 我打响了西安事变的头三枪

　好不容易熬到了12日凌晨2时许，我告别了谭海，跨上三轮摩托火速出城。先到十里铺，找到骑兵连长邵兴基，传达了“捉蒋”命令，令他们立即策马前往，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令手枪排长金万普迅速到华清池参加“捉蒋”。接着赶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让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有的说：“我排有个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不许他们出来，派人看着！”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还住着一些宪兵，我令王世民马上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

　等一切安排妥当，我便带领王世民、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趁夜色悄悄向二道门摸进。跟上来的战士就哗啦啦地上子弹。我怕被院内的守卫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晨4时许。临潼原野，风寒天冷，一片寂静。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掏出手枪，对着他连击三发，然后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城内赶来的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我头一枪就把门内的哨兵打倒了。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之幕拉开了，我也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者，变成了一名“捉蒋”的先行官。

　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冲进三园门时，蒋的卫士长跑出房门，连声喊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击毙。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凭借门窗拼死抵抗。我营战士义愤填膺，奋勇攻击。这时，孙铭九中校率领的卫队二营五六十名官兵、我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也乘卡车赶来参加战斗。

　在这手枪、步枪、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响彻骊山山谷、震撼临潼原野的紧张时刻，我和王世民等借助黑影和廊亭，翻过荷花阁，绕过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外的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就飞步冲入蒋介石的卧室。见床上没有人，被子还掀着，我们就急忙瞧床下，也没发现人。但是，衣服挂在衣架上，桌上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我们察觉蒋介石已经逃走，但又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心急如焚，焦灼万端。我急忙跨到五间厅外，令官兵四处寻找。这时，又传来城内张副司令的电话：捉不到蒋，以叛逆论处！我的心情越发焦急：掉脑袋是小事，完不成副司令交给的任务，可要贻误两军的大计啊！不一会儿，一连战士石志中急忙跑来报告：在五间厅外的后墙根处发现蒋的一只鞋，我们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可能是越墙逃向后山了。急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后山搜索，孙营长则令他营战士从右侧搜索后山。我随即跨过飞虹桥，闯出开阳门，同士兵们—起上山捉拿蒋介石。

　这时，天已微明。枯草和树枝在晨风中瑟瑟作响。满是乱石和草窠子、树杈子的骊山北坡，上上下下尽是搜蒋的士兵。大家不顾山陡难攀，荆棘扎人，恨不得一下把蒋捉在手里。在距五间厅500米开外的半山腰上，躲在一块大石后边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又怕又冷，不时探出头来，窥视四周动静。这情况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发现，于是，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在这哪！”我闻声跑去。这就是今天骊山“捉蒋亭”所在地。我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这时，他已失去平常的威风，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白色睡裤，光头跣足，面色苍白，狼狈不堪，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儿？在哪儿？在场的并没有人理他。这工夫，也不知是谁打趣地吹起了“接官”号，大家更感到滑稽有趣了。

　张副司令交代的“捉蒋”任务完成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当时孙铭九带的几十个人是乘汽车来参加“捉蒋”的，只有他手下有车，而他又是负责警卫张公馆的。我一见一○五师的师长刘多荃也在现场，就请他送蒋回城。刘师长说：蒋介石认识我，我送他不方便。8时许，大家把蒋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等人押送回西安新城大楼。那里是张、杨两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

 使命完成之后

　使命完成后，我深知城内的警卫任务更加繁重，即命令一连、骑兵连、手枪排迅速返回原警卫岗位，我高兴地转回城内营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一面包围西京招待所，把蒋鼎文、陈诚等二十几个军政大员抓住了，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一面解除了西安的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别动大队的武器，接管了老机场。

　华清池“双十二”一仗，蒋之侍卫全部被解决。秘书肖乃华由五间厅跑出，被乱枪打死在荷花池旁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背胸受枪伤；侍卫长蒋孝先之死，据说是他从西安城里逃出，跑到临潼南门外被人枪毙的。

　蒋介石的假牙、斗篷及日记，是一营一连二排排长匡德润最先拿到的。而华清池的善后，是由一○五师一旅一团二营机枪二连连长葛志先负责处理的。

　抓住蒋介石后，在对蒋介石的处理问题上，我们一些中下级军官开始是不赞成和平解决的。一天夜间，张副司令让副官处通知我们七八个人到张公馆开会。我们在办公楼一个陈设简单的小会议室里刚刚坐稳，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代表就进来了。周副主席身穿蓝棉袄、棉裤，面孔清瘦、眉毛很重，两眼特别有神，坐在我斜对面。叶代表也是穿着蓝棉袄、棉裤，微胖脸盘，十分白净，坐在周副主席对面。周副主席与大家寒暄几句后，就开始讲话。叶代表拿出本子认真地记录周副主席讲话的大意是：现在全国各阶层都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英美为其自身利益也同意中国抗日。在这种形势下，逼蒋介石抗日，是可能做到的。东北军的官兵可能想不通，因为蒋介石不让东北军抵抗，使东北沦陷，大家对他怀有深仇大恨，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共产党人在十年内战中被他杀掉的又何止成千上万！但在民族矛盾面前，我们自己的仇恨只能服从民族利益！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我们就应该放他回去。只要他走抗日的道路，我们还要拥护他做抗日的领袖。你们不是要打回东北吗？不是要抗日吗？只有和平解决，你们的目的才能达到。这样做，对全国抗战是有重大意义的。你们现在怕放虎归山，回头蒋介石报复，但这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我们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即使有报复之心，也未必能完全实现。

　周副主席半个多钟头的谈话，讲的道理句句使人心服。我本来是不赞成放蒋的，经周副主席这番开导，便放弃了原来的看法，完全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华清池“捉蒋”成功，张副司令奖励我5000元，还提升我当了东北军十五旅四十三团上校团长。由于担任了野战部队团长，卢沟桥事变后，随即奉命开赴华北和上海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