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后，剧情仍未完结。2月8日，律师张显及张妙家人前往药家鑫父亲家索要20万元赠款，因言语不和，与药庆卫代理人马延明发生肢体冲突。马延明认为张显“寻衅滋事”。药庆卫告诉记者，如果张平选家实在困难，他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前提是张家要就此前在媒体上撒的谎进行澄清。

　　（2月9日《新京报》）

　这几天，朴素的舆论道德拿起锋利的刀子，从情与法的视角，解剖起张显及张妙家人索赠的“丑恶嘴脸”。有奚落张妙家人“确实难缠”的，也有讽刺张显“唯恐天下不乱，把人家忽悠起来闹，先要命、再要钱，然后说自己是来打酱油的”……加之不雅的打架照佐证，索赠的一方忽然被绑架到了民意沸反盈天的十字架上。

　论说起来，要钱当然是有点不可理解。中国的传统美德讲究“仁义礼智信”，张妙被害去世已经近两年，药家鑫也已经执行了死刑，在法治的框架内，“一报还一报”的正义观得以彰显，对于药家鑫的父母来说，儿子都没了，再被人家要钱，无疑有点伤口撒盐的意思；就是从法理来说，当年的20万元赠款是一种明确的“附条件赠与”，带有直接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药家希望通过积极赔偿，获得受害方的谅解、从而求得轻判，但既然药家鑫案已经尘埃落地，赠与早就失去了成立的条件，而《合同法》第186条也支持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不能因为有当初的微博在，这辈子就得非给你20万元——要不然，我们都可以拿着去年的商场促销价目表去买今天的货品了。

　弄得大家群情激奋的，也许未必是以上的道理，最要命的是：从当初拒不接受药家“带血的钱”，到如今主动前往索取赠款——公众哪里受得了你“英雄气短”的一出？彼时案件伊始，就有声音劝导受害人家属接受药家捐赠，但这微弱的声音立时被巨大的声浪“拍死”，高调而癫狂的“无上道德”不停地给张家人“打鸡血”，说拒绝捐款就是“对正义的支持”、说不要“带血的钱”就是“为底层群众长了脸”。于是，事件以慷慨成仁的姿态，只为证明农村人“并不难缠”。

　道德是要吃饭的，立牌坊也是有代价的。张家的说法是，“张妙的妈妈刘小欠身患疾病，急需用钱，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20万捐款。”不管事实真伪，张妙被害，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与压力不难想见，只是，当初鼓动张家不要“带血的钱”的那些人，今天，又跳出来再对张家人迫于生计、索要捐赠的事实义愤填膺。此时彼时，令人唏嘘。

　问题的症结远不在于索要20万元捐赠的是非之辩上，核心在两点：第一，我们的道德，为什么那么敏感于金钱？我们的法律，为什么一旦因为有了赔偿介入，就有了颠倒是非的风险？第二，张妙家人的损失，除了药家的法律赔偿之外，能不能寻找到一种合理的公共责任担当？为什么身患疾病的“张妙妈妈”不能在医疗保障中找到生机，甚至反而可能成为向药家索赠的堂皇借口？

　药家鑫案，关联方都是受害者，乃至整个社会。但愿我们对20万索赠风波的反思，不只是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