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珍贵的文献资料--《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敌人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向敌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从未谈及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为何要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自述呢？

这还需要从李大钊被捕前的工作谈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一直在北京负责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工作。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方式正式开始，李大钊按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加入国民党，担负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责任。此后，他领导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组织，充分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统治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配合了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因此，北洋政府一直视李大钊为“心腹大患”。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紧急下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通缉李大钊。形势危急，李大钊考虑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坚持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并于1926年3月底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就连一些主张进步的报纸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也都被残酷枪杀。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秘密开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1926年“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国民党员也由两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JP〗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惴惴不安，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1927年4月6日，在获得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进苏联驻华使馆，实行蓄谋已久的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四方。

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李大钊在生死抉择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如果李大钊在狱中明确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考虑到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这层关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敌周旋，则可以在最大限度内保护被捕同志。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这是正确运用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从《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无论是敌人动用酷刑，还是威逼利诱，都没有动摇李大钊维护革命利益的坚定意志，都没有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话。这一点，就连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在《狱中供词》中，他明确说“我在（国民党）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委员”、“我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国民党）北方首领只我一人”。在《狱中自述》中，他介绍了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经过。经过慎重考虑，还谈了一些国民党众所周知的情况。此外，为了迷惑敌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还写了一些假情况，例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事实证明，李大钊以其国民党人身份在狱中与敌周旋的立场、做法，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表现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还借国民党人的身份申明共产党人的一些“目的”和“主张”。例如，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说：“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又如，他在《狱中供词》中阐述道：“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LL〗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紧接着就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等。处此危难时刻，李大钊依然坚定地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在狱中的22天里，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不提及，却希望敌人对于被捕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为了使党组织不再遭受损失，其他同志不再做出牺牲，他不同意北方铁路工人的劫狱计划，并向敌人说明这是谣言，不要轻信。他还希望敌人能够保存他平时搜集的书籍，以利文化。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秘密进行军法会审，以所谓“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悍然对李大钊等20人宣判死刑。李大钊视死如归，首登刑架，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对于李大钊的殉难，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的陈毅后来写诗缅怀称颂：“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

李大钊的《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充分显示了他身陷囹圄却心系党的事业，胸怀人民大众，志在民族解放的精神，展示了他坚贞不屈的崇高革命气节，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政治智慧。

〔作者谷新德，中共乐亭县委党史研究室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