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斯大林的“绝密”电报起了关键作用

　　从笔者目前所了解的档案资料看，情况的转变是从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开始的。８月13日，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给联共（布）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绝密”电报，内容是：

　　“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00页。）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并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米夫、皮亚特尼茨基、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作出以下决定：“（1）原则上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草稿。（2）责成由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电报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30页。）

　　从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来看，语气与8月9日的电报已有明显不同。电报一开始就指责：“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它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骚动。……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电报指出，“不要在上海、汉口等地进行冒险主义的盲动”，“硬说工人只想进行武装暴动而不想做任何别的事情，这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消极性、对自己不善于围绕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和需要去动员他们进行斗争和不善于把这种斗争与中国革命任务结合起来的一种‘左’的虚伪的掩饰”。（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30-332页。）

　　这期间，远东局秘书雷利斯基9月12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电报，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电报说：“在事实的压力下李[立三]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这样做是采取了以下手腕：他把全党的责任都推到我们局和罗伯特身上。这种手腕以及他不久前的明确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和中国，因为这会给纠正所犯的错误和执行决议造成极大困难。我们坚持要求政治局把他召到莫斯科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47页。）

　　10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提交了《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的通报》。该通报以远东局的多次信函和电报为依据，比较详细地报告了远东局同李立三等人争论的过程，以及李立三的主要观点，其中写道：“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李立三发起了反对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运动，借口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情况的工作做得不好或不正确，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了解中国的局势，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等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63-364页。）

　　根据该通报的内容，共产国际执委会形成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该信完全改变了此前对立三错误的定性，称李立三的错误是形成了一条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5页。）的路线，“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4页。）。

　　至此，立三错误被升级为“路线错误”。

　　〔作者孙利国，山西省运城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