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意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特别是在武昌的行动做准备和保障上；我们根据你们的电报不对……（本文第一部分中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作出任何认可。

　　“形势严重而危急。（运动？）在长江省（原文如此，疑为“湖北省”。）的发展使政治局在李立三的绝对领导下面临丢脑袋的危险，李立三十分坚持以下论断：工人反对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只要求举行暴动。

　　“……[政治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提出了强烈抗议，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原文如此，似应为“认为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远东局正与政治局进行斗争。必须立即给我们和政治局下达指示。必要的指示应由你们下达。决定……坚持（？）立即召李立三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5-256页。）

　　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的同时，8月5日，远东局委员、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斯托利亚尔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详细汇报了李立三的情况。信中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存在着现时领导人和中共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很大危险”，因为“李立三动员所有的负责同志和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他公开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他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而政治局不顾并反对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指示，通过了十分重要的关于时局的决议（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在李[立三]的领导下要求共产国际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纠正路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7-258页。）

　　该信摘引了李立三在8月1日、8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其基本内容是指责共产国际、坚持举行中心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理解中国的形势。……共产国际不仅不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而且不理解中国革命总的倾向”；“如果我们偏离政治局的路线，那我们就只能忠于共产国际的电报（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但我们就会对中国革命犯罪……”；“共产国际现在应转而采取进攻政策，首先是苏联。苏联应全力准备作战……”；“……蒙古应宣布自己为苏维埃中国的一部分并派军队进攻华北……”；“……如果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一方针，我们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保卫我们的方针[不受]共产国际[的破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8-260页。）

　　在信中，斯托利亚尔指责李立三“无视共产国际的电报，无视我们远东局的激烈斗争和抗议”，他还讽刺李立三把自己当作“中国的列宁”，因为李立三“号召共产国际改变路线--转入进攻和尽快宣布世界革命”，“命令俄国党准备战争并准备与日本作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60页。）

　　可以想见，远东局的电报和斯托利亚尔的信会在莫斯科引起怎样的反响。但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情。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8日，向忠发以个人名义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信中提出：“中央考虑到客观条件业已成熟，认为必须积极准备武汉和南京的暴动，尤其是组织作为决定暴动胜利前提的上海总罢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83-284页。）与此同时，8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再次强调“武装暴动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已作出]关于南京、武昌暴动，上海总罢工和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扩大的决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理解具体形势”，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请同意我们的决定。请动员各国。请保证给予最大的支持”。（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85-286页。）

　　8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回了电报。电报只字不提中共中央急切需要答复的问题，只是就如何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一些建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88页。）这个电报表明，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不支持李立三的盲动错误，但此时还没有将立三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

　　二、斯大林的“绝密”电报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