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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为何、又如何选中了李德生

发布时间:2012-01-27 07:4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1973年,李德生陪同毛主席接见越南阮友寿主席。

毛泽东:“哪个叫李德生?”

李德生和绝大多数开国少将一样,一开始和毛泽东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他曾经和笔者说过,和毛泽东第一次面对面说话,是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李德生作为安徽省的负责人列席了这次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打断了,问:“哪个叫李德生?”

周恩来介绍:“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的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他向李德生招手:“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已站了起来,向毛泽东敬礼。

毛泽东仔细打量着李德生,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在此之前,李德生在大会上也见过毛泽东,但还属于“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层面。

毛泽东接着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啊?”

李德生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周恩来插话说:“跟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红四方面军的老家。”

许世友接过去说:“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

毛泽东又问:“李德生同志今年多少岁?”

李德生回答:“52岁。”

毛泽东为什么问李德生多少岁,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毛泽东对他的重用,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在考虑领导干部的“老、中、青”结合问题。

毛泽东对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转过头来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呀?”

李德生没想到毛泽东会在这样的场合向自己提问,他想了一下回答说:“就是大造舆论!”

在特别安静的会场里,李德生回答的这六个字,显得特别响亮。人们都在倾听,想听听他如何继续回答毛泽东的问话。谁知李德生却回答完毕,站在那里。

会场的气氛有些异样。可能是有人觉得,李德生的回答太简单了,有人笑了。

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意,他接过话题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来,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的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究竟是哪些事情,让毛泽东知道了李德生

从毛泽东的问话看,我们感觉到,他知道李德生这个人,但还对不上号。那么,究竟是哪些事情,让毛泽东知道了李德生呢?

1930年的时候,毛泽东不可能知道,未满14岁的李德生参加了红军,从传令兵干起,成为了师交通队的一名班长,还担任了师机关和交通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也不可能知道,他家有三位亲属为革命牺牲。

长征途中,毛泽东也不可能知道,李德生曾经被错误处理,是在没有党籍的情况下,经受住了长征的特殊考验,跟着队伍三次穿过草地。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在一二九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在一二九师打的几个硬仗、恶仗中,李德生都有不俗的表现。在响堂铺伏击战中,李德生带领通信连、特务连当“蛇头”,负责堵击日军的运输队,以赢得时间,形成对敌包围圈。在正太路的咽喉狮垴山,李德生带领官兵与日军拼刺刀,“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了敌人”。他还带领团预备队,迂回斜插到敌背后,取得了全连无一人伤亡,配合全团歼敌两个中队大部,缴获2挺机枪、30多支步枪的战绩。在关家垴大战中,李德生带领部队坚守无险可守的阵地,用刺刀、大刀和敌人拼杀,血战到深夜,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可能看到过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新闻《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和配发的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但不可能想到这是三十团团长李德生穿上破棉袄,扎上羊肚毛巾,背上柳条筐,化装成菜农,一行7人进城侦察,在城内地下党配合下,掌握了敌情,随后抽调了82人组成突击队,挥舞着大刀搞奇袭,一举歼灭马坊守敌。

解放战争中,李德生带领部队一路鏖战,从上党、邯郸、大杨湖等战役战斗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攻克襄阳,飞越长江天堑,进军大西南……他也走上了旅长、师长的指挥岗位,成为刘邓手下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毛泽东应该知道,有这样一位战将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二野的战略任务,但仍然不能说毛泽东认识了李德生。

 

毛泽东当然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作战。但他不一定清楚,在上甘岭作战的后半段,是由李德生统一指挥的。李德生领着队伍上去后,经过调查研究,着重解决了五个问题:一是弹药运输的问题。李德生将运输人员50米分一段,由几个人负责,沿途挖猫耳洞和掩体,利用炮火间隙送弹药,效果很好。二是解决吃饭的问题。打破连队供应伙食方式,在后方掩体里由团统一组织伙食供应,不分昼夜,往前线输送食物,保证官兵有效恢复体力。三是解决野战工事问题。工事基本被炸毁,到处一片虚土,一脚踩下去有膝盖深,没法挖工事。李德生要了1000多个麻袋,解决了在阵地上站住脚的问题。接着,由预备队加紧挖坑道,修战壕,让一线部队积蓄体力作战。并提出挖一米坚石坑道立一次三等功,激励了部队。四是解决通信问题。作战最激烈时,通信线路不知被炸断多少次,接线兵上去一个牺牲一个。李德生要求部队,打一次反击,通信排就上去拉一根新线,并立即用堑壕埋线,这样一路推进一路埋线,保证了指挥通信畅通。五是解决如何用兵。上甘岭面积狭小,敌人炮火猛烈,上去的人越多伤亡越大,但又要固守阵地,怎么办?九十一团提出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作战方式,借助金城防御战的经验,打坑道战、阵地战。全团9个步兵连,从五圣山到最前沿,一条线排成9个梯队,既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又可以很好地对付敌人的进攻。阵地上只留少量人员,避开敌人炮火的猛烈袭击,等大批敌人拥上阵地时,我军炮火、机枪、手雷又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解决了这五大问题,十二军坚守住了上甘岭,实现了“把敌人消灭在最前沿不准它前进一步”的目的。

毛泽东也一定知道,20世纪60年代在全军广泛推行的郭兴福教学法。他曾经看到了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的报告,称:“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毛泽东认可后,郭兴福教学法很快在全军推开。其实,郭兴福这个典型,从发现到形成经验,李德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起初,李德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采取事先不通知,对部队搞突击检查的办法,让战士翻山越岭之后搞实战性的射击,最先进的连队才打了个“及格”。李德生很着急。他找来这个团二连副连长郭兴福,问:“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答:“根据现在的训练水平,不行。”再问:“在各种距离上,在有效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答:“还是不行!”又问:“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敌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郭答:“不行!”李德生说:“你说的是实话,你要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

为落实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一定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军队”的指示,李德生带工作组在二连扎了下来,郭兴福教学法由此起步。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郭兴福和他所带的班在教学上形成了一套较成型的做法。

1961年10月,《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紧紧抓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扩大发行到连队,予以推广。叶剑英看了增刊后,对郭兴福教学法高度关注。1963年底,在江苏镇江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于12月24日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作业表演。看完后,叶剑英连声说:“大开眼界!大开脑筋!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他回到北京,就给军委写了报告。

 

毛泽东:李德生,我也叫李德生(得胜)啊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在安徽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工作。”

李德生感到太突然了,他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工作,经验不多,水平不高,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建议中央考虑,我是不是仍然在安徽工作好一些。”

周恩来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安排一下工作,尽快到北京来。”接着,周恩来又叮咛一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他们会安排飞机去接你。”

7月28日,李德生赶到北京。下午3点,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李德生:“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你到中央来工作。从现在起,你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除了党的工作以外,还有军队和政府的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干工作喜欢找有挑战性的,听周恩来说,仗十年也打不起来,而在安徽抓经济工作刚刚开始,他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就表示:“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的事。”

大概周恩来没有想到李德生会这样回答,稍停一下,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野战军的职务。”

周恩来向李德生介绍了中央政治局活动的特点和参加活动的要求,介绍了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有关情况和工作,鼓励他大胆工作。

周恩来还以他惯有的细致问了李德生带了几个工作人员来北京,什么时候搬家。李德生向周恩来提出:“我从安徽来的时候很仓促,很多事情没有具体交代,整个工作也要部署一下,可不可以回去几天?”周恩来说:“准你一个月的假,回去安排一下,事情办完了,很快就回来。”

李德生安排好安徽的工作回到北京后不久,周恩来通知他,毛主席要接见。于是,李德生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穿着睡衣正在看书,周恩来向他报告:“主席,德生同志来了。”毛泽东放下手里的书,和李德生握手,笑着说:李——德——生,李德生,我也叫李德生(得胜)啊。

几个人都笑了。转战陕北时,毛泽东曾经化名李得胜,用湖南话说,“李德生”和“李得胜”是相同的——这也是后来人们传说的,李德生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示意他们坐下。这时,李德生的心情有些紧张,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桌子上的老花镜戴了一下,问李德生:“你是不是也要戴眼镜了呀?”

这一问,让李德生心情放松了下来,自然地说:“看书的时候,也要戴花镜了。”

毛泽东接着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可是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至于通过谁了解的,毛泽东没有说,李德生也不知道。

紧接着,毛泽东开始了“颇具毛泽东特色”的谈话,表面看海阔天空,实际上含有深意。

慢慢地,话题转到了现实。

“安徽现在形势如何?”毛泽东问。

 

李德生汇报:“现在正在贯彻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巩固大联合、三结合的成果。下一步我们准备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抓紧改变革命老区和皖北农村的贫困面貌。”

毛泽东问:“你们准备怎么抓?”

李德生说:“现在老区和农业地区比较穷,生产的东西运不出来,工业品运不进去。我们打算在大别山修一条公路,在皖北地区修一条铁路。”

毛泽东很感兴趣,说:“是啊,如果群众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呢。”

接着,毛泽东开始问李德生的读书情况。李德生回答:“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学文化,就是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

毛泽东说:“你打了好多仗,但是光读军事书籍不行,还应该读点历史、文艺、科技方面的书。你看过《红楼梦》吧?”

李德生回答:“看过,只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一遍。”

毛泽东叮嘱:“要读《红楼梦》,要把它当历史读。我是读了五遍才能开讲的。”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之后,周恩来谈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明确他“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李德生说:“总理,我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担心干不下来,安徽省和南京军区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免掉?”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有深意的。

周恩来鼓励说:“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胆地工作。”

毛泽东具体指示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此后,李德生就按照这三个“三分之一”,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政治生活。

 

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

会议开到晚上10点多,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了出去。政治局的人都在那里等。午夜12点,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要李德生立即到空军指挥室坐镇。

李德生立即赶到空军,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他进了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立刻将在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排练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赶来了。这时,标图板上显示256号三叉戟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经过了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要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要求用无线电呼叫256号飞机。调度员说飞机上能听到呼叫,但不回答。周恩来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这时,梁璞认为飞机情况异常,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请示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说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之后,周恩来又让李德生查清256号飞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李德生经过调查和计算后,向周恩来作了汇告,并断定这架飞机飞不到乌兰巴托。

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下了禁空令,派陆军进驻全国所有的军用、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这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把电话打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对李德生说:“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李德生后来才知道是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只好让直升机上天。

李德生立刻让梁璞命令起飞8架歼-6飞机拦截直升机,直升机在怀柔县迫降。周宇驰杀死飞行员陈修文后自杀。同逃的李伟信朝天开枪,没有自杀,被民兵擒获。

这时,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领导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含蓄而清楚。

9月14日下午2点,周恩来接到驻蒙使馆发来的电报,让秘书念,当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9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政治局成员举杯庆贺。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清除了党、军队、人民的一大祸害。并当场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又查获了大量的材料,案件有了重大发现,发现了一个本子里面恶毒攻击毛泽东、准备发动政变的内容。李德生赶紧派人提审知情人李伟信,李伟信说明这就是《“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于新野在1971年3月下旬在上海拟定的政变纲领。李德生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材料很快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认为收集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毛泽东一锤定音:“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毛泽东的选人用人应当怎样评价,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但从现在披露的材料看,他的确在考虑事业由什么样的人接续下去。他在南巡谈话中曾经说过要用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这样的人。

1973年春,在筹备召开中共十大时,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名党的主席、副主席人选。

毛泽东说:“主席谁来当啊?”

政治局委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主席来当。”

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纷纷发言,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毛泽东说:“你们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主席,鞠躬尽瘁。”

毛泽东又说:“谁来当副主席?”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政治局开会酝酿的情况,毛泽东听完,伸出手指头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周恩来汇报说,有人对王洪文有些看法,毛泽东说:“他当过农民,当过兵,还当过工人,算个儿童团,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康老(指康生)算一个,剑英算一个。”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40岁以下为青年,40岁以上、60岁以下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叶剑英都属于老年了,王洪文属于青年。

毛泽东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有了想法,比如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这时,毛泽东又开口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这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排除在外了。

周恩来发言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建议李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他是军队的,年龄五十七岁。”

毛泽东说:“可以。”

在场的李德生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他赶紧站起来说:“我不合适。资历和水平、能力都不够。”

毛泽东看着李德生。李德生有点紧张,说:“从我们党内来说,李先念同志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

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旁边,他拉拉李德生说,主席都表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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