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李德生陪同毛主席接见越南阮友寿主席。

毛泽东：“哪个叫李德生？”

李德生和绝大多数开国少将一样，一开始和毛泽东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他曾经和笔者说过，和毛泽东第一次面对面说话，是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李德生作为安徽省的负责人列席了这次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打断了，问：“哪个叫李德生？”

周恩来介绍：“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的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他向李德生招手：“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已站了起来，向毛泽东敬礼。

毛泽东仔细打量着李德生，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在此之前，李德生在大会上也见过毛泽东，但还属于“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层面。

毛泽东接着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啊？”

李德生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周恩来插话说：“跟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红四方面军的老家。”

许世友接过去说：“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

毛泽东又问：“李德生同志今年多少岁？”

李德生回答：“52岁。”

毛泽东为什么问李德生多少岁，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毛泽东对他的重用，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在考虑领导干部的“老、中、青”结合问题。

毛泽东对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转过头来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呀？”

李德生没想到毛泽东会在这样的场合向自己提问，他想了一下回答说：“就是大造舆论！”

在特别安静的会场里，李德生回答的这六个字，显得特别响亮。人们都在倾听，想听听他如何继续回答毛泽东的问话。谁知李德生却回答完毕，站在那里。

会场的气氛有些异样。可能是有人觉得，李德生的回答太简单了，有人笑了。

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意，他接过话题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来，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的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究竟是哪些事情，让毛泽东知道了李德生

从毛泽东的问话看，我们感觉到，他知道李德生这个人，但还对不上号。那么，究竟是哪些事情，让毛泽东知道了李德生呢？

1930年的时候，毛泽东不可能知道，未满14岁的李德生参加了红军，从传令兵干起，成为了师交通队的一名班长，还担任了师机关和交通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也不可能知道，他家有三位亲属为革命牺牲。

长征途中，毛泽东也不可能知道，李德生曾经被错误处理，是在没有党籍的情况下，经受住了长征的特殊考验，跟着队伍三次穿过草地。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在一二九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在一二九师打的几个硬仗、恶仗中，李德生都有不俗的表现。在响堂铺伏击战中，李德生带领通信连、特务连当“蛇头”，负责堵击日军的运输队，以赢得时间，形成对敌包围圈。在正太路的咽喉狮垴山，李德生带领官兵与日军拼刺刀，“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了敌人”。他还带领团预备队，迂回斜插到敌背后，取得了全连无一人伤亡，配合全团歼敌两个中队大部，缴获2挺机枪、30多支步枪的战绩。在关家垴大战中，李德生带领部队坚守无险可守的阵地，用刺刀、大刀和敌人拼杀，血战到深夜，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可能看到过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新闻《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和配发的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但不可能想到这是三十团团长李德生穿上破棉袄，扎上羊肚毛巾，背上柳条筐，化装成菜农，一行7人进城侦察，在城内地下党配合下，掌握了敌情，随后抽调了82人组成突击队，挥舞着大刀搞奇袭，一举歼灭马坊守敌。

解放战争中，李德生带领部队一路鏖战，从上党、邯郸、大杨湖等战役战斗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攻克襄阳，飞越长江天堑，进军大西南……他也走上了旅长、师长的指挥岗位，成为刘邓手下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毛泽东应该知道，有这样一位战将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二野的战略任务，但仍然不能说毛泽东认识了李德生。

毛泽东当然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作战。但他不一定清楚，在上甘岭作战的后半段，是由李德生统一指挥的。李德生领着队伍上去后，经过调查研究，着重解决了五个问题：一是弹药运输的问题。李德生将运输人员50米分一段，由几个人负责，沿途挖猫耳洞和掩体，利用炮火间隙送弹药，效果很好。二是解决吃饭的问题。打破连队供应伙食方式，在后方掩体里由团统一组织伙食供应，不分昼夜，往前线输送食物，保证官兵有效恢复体力。三是解决野战工事问题。工事基本被炸毁，到处一片虚土，一脚踩下去有膝盖深，没法挖工事。李德生要了1000多个麻袋，解决了在阵地上站住脚的问题。接着，由预备队加紧挖坑道，修战壕，让一线部队积蓄体力作战。并提出挖一米坚石坑道立一次三等功，激励了部队。四是解决通信问题。作战最激烈时，通信线路不知被炸断多少次，接线兵上去一个牺牲一个。李德生要求部队，打一次反击，通信排就上去拉一根新线，并立即用堑壕埋线，这样一路推进一路埋线，保证了指挥通信畅通。五是解决如何用兵。上甘岭面积狭小，敌人炮火猛烈，上去的人越多伤亡越大，但又要固守阵地，怎么办？九十一团提出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作战方式，借助金城防御战的经验，打坑道战、阵地战。全团9个步兵连，从五圣山到最前沿，一条线排成9个梯队，既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又可以很好地对付敌人的进攻。阵地上只留少量人员，避开敌人炮火的猛烈袭击，等大批敌人拥上阵地时，我军炮火、机枪、手雷又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解决了这五大问题，十二军坚守住了上甘岭，实现了“把敌人消灭在最前沿不准它前进一步”的目的。

毛泽东也一定知道，20世纪60年代在全军广泛推行的郭兴福教学法。他曾经看到了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的报告，称：“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毛泽东认可后，郭兴福教学法很快在全军推开。其实，郭兴福这个典型，从发现到形成经验，李德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起初，李德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采取事先不通知，对部队搞突击检查的办法，让战士翻山越岭之后搞实战性的射击，最先进的连队才打了个“及格”。李德生很着急。他找来这个团二连副连长郭兴福，问：“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答：“根据现在的训练水平，不行。”再问：“在各种距离上，在有效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答：“还是不行！”又问：“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敌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郭答：“不行！”李德生说：“你说的是实话，你要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

为落实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一定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军队”的指示，李德生带工作组在二连扎了下来，郭兴福教学法由此起步。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郭兴福和他所带的班在教学上形成了一套较成型的做法。

1961年10月，《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紧紧抓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扩大发行到连队，予以推广。叶剑英看了增刊后，对郭兴福教学法高度关注。1963年底，在江苏镇江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于12月24日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作业表演。看完后，叶剑英连声说：“大开眼界！大开脑筋！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他回到北京，就给军委写了报告。

毛泽东：李德生，我也叫李德生（得胜）啊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在安徽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工作。”

李德生感到太突然了，他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工作，经验不多，水平不高，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建议中央考虑，我是不是仍然在安徽工作好一些。”

周恩来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安排一下工作，尽快到北京来。”接着，周恩来又叮咛一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他们会安排飞机去接你。”

7月28日，李德生赶到北京。下午3点，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李德生：“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你到中央来工作。从现在起，你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除了党的工作以外，还有军队和政府的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干工作喜欢找有挑战性的，听周恩来说，仗十年也打不起来，而在安徽抓经济工作刚刚开始，他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就表示：“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的事。”

大概周恩来没有想到李德生会这样回答，稍停一下，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野战军的职务。”

周恩来向李德生介绍了中央政治局活动的特点和参加活动的要求，介绍了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有关情况和工作，鼓励他大胆工作。

周恩来还以他惯有的细致问了李德生带了几个工作人员来北京，什么时候搬家。李德生向周恩来提出：“我从安徽来的时候很仓促，很多事情没有具体交代，整个工作也要部署一下，可不可以回去几天？”周恩来说：“准你一个月的假，回去安排一下，事情办完了，很快就回来。”

李德生安排好安徽的工作回到北京后不久，周恩来通知他，毛主席要接见。于是，李德生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穿着睡衣正在看书，周恩来向他报告：“主席，德生同志来了。”毛泽东放下手里的书，和李德生握手，笑着说：李——德——生，李德生，我也叫李德生(得胜)啊。

几个人都笑了。转战陕北时，毛泽东曾经化名李得胜，用湖南话说，“李德生”和“李得胜”是相同的——这也是后来人们传说的，李德生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示意他们坐下。这时，李德生的心情有些紧张，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桌子上的老花镜戴了一下，问李德生：“你是不是也要戴眼镜了呀？”

这一问，让李德生心情放松了下来，自然地说：“看书的时候，也要戴花镜了。”

毛泽东接着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可是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至于通过谁了解的，毛泽东没有说，李德生也不知道。

紧接着，毛泽东开始了“颇具毛泽东特色”的谈话，表面看海阔天空，实际上含有深意。

慢慢地，话题转到了现实。

“安徽现在形势如何？”毛泽东问。

李德生汇报：“现在正在贯彻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巩固大联合、三结合的成果。下一步我们准备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抓紧改变革命老区和皖北农村的贫困面貌。”

毛泽东问：“你们准备怎么抓？”

李德生说：“现在老区和农业地区比较穷，生产的东西运不出来，工业品运不进去。我们打算在大别山修一条公路，在皖北地区修一条铁路。”

毛泽东很感兴趣，说：“是啊，如果群众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呢。”

接着，毛泽东开始问李德生的读书情况。李德生回答：“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学文化，就是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

毛泽东说：“你打了好多仗，但是光读军事书籍不行，还应该读点历史、文艺、科技方面的书。你看过《红楼梦》吧？”

李德生回答：“看过，只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一遍。”

毛泽东叮嘱：“要读《红楼梦》，要把它当历史读。我是读了五遍才能开讲的。”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之后，周恩来谈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明确他“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李德生说：“总理，我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担心干不下来，安徽省和南京军区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免掉？”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有深意的。

周恩来鼓励说：“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胆地工作。”

毛泽东具体指示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此后，李德生就按照这三个“三分之一”，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政治生活。

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

会议开到晚上10点多，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了出去。政治局的人都在那里等。午夜12点，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要李德生立即到空军指挥室坐镇。

李德生立即赶到空军，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他进了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立刻将在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排练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赶来了。这时，标图板上显示256号三叉戟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经过了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要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要求用无线电呼叫256号飞机。调度员说飞机上能听到呼叫，但不回答。周恩来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这时，梁璞认为飞机情况异常，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请示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说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之后，周恩来又让李德生查清256号飞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李德生经过调查和计算后，向周恩来作了汇告，并断定这架飞机飞不到乌兰巴托。

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下了禁空令，派陆军进驻全国所有的军用、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这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把电话打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对李德生说：“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李德生后来才知道是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只好让直升机上天。

李德生立刻让梁璞命令起飞8架歼-6飞机拦截直升机，直升机在怀柔县迫降。周宇驰杀死飞行员陈修文后自杀。同逃的李伟信朝天开枪，没有自杀，被民兵擒获。

这时，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领导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含蓄而清楚。

9月14日下午2点，周恩来接到驻蒙使馆发来的电报，让秘书念，当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9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政治局成员举杯庆贺。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清除了党、军队、人民的一大祸害。并当场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又查获了大量的材料，案件有了重大发现，发现了一个本子里面恶毒攻击毛泽东、准备发动政变的内容。李德生赶紧派人提审知情人李伟信，李伟信说明这就是《“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于新野在1971年3月下旬在上海拟定的政变纲领。李德生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材料很快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认为收集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毛泽东一锤定音：“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毛泽东的选人用人应当怎样评价，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但从现在披露的材料看，他的确在考虑事业由什么样的人接续下去。他在南巡谈话中曾经说过要用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这样的人。

1973年春，在筹备召开中共十大时，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名党的主席、副主席人选。

毛泽东说：“主席谁来当啊？”

政治局委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主席来当。”

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纷纷发言，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毛泽东说：“你们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主席，鞠躬尽瘁。”

毛泽东又说：“谁来当副主席？”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政治局开会酝酿的情况，毛泽东听完，伸出手指头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周恩来汇报说，有人对王洪文有些看法，毛泽东说：“他当过农民，当过兵，还当过工人，算个儿童团，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康老（指康生）算一个，剑英算一个。”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40岁以下为青年，40岁以上、60岁以下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叶剑英都属于老年了，王洪文属于青年。

毛泽东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有了想法，比如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这时，毛泽东又开口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这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排除在外了。

周恩来发言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建议李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他是军队的，年龄五十七岁。”

毛泽东说：“可以。”

在场的李德生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他赶紧站起来说：“我不合适。资历和水平、能力都不够。”

毛泽东看着李德生。李德生有点紧张，说：“从我们党内来说，李先念同志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

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旁边，他拉拉李德生说，主席都表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