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草地很难走，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早上出发时，往前看，可以看到前面在冒烟，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回头望，可以看到远处还在冒烟，那是我们昨天的宿营地。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往前走。每天宿营的地点，都是先头部队事先侦察好，安排好了的，选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插上红旗，作为标志。最后一支部队路过后，就把红旗拔掉，说明部队已经全部走过了。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葛曲河边，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两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北上，而要南下，往回走。

　　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等人员，有10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突然下命令，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过年”，“想吃大米，就要南下”等口号。他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得冻死、饿死。”

　　当时，有的部队已经进入草原纵深地带，到达麦洼；有的部队快走出草地，到甘肃边境。我只走到半路。这是第一次过草地。张国焘一声令下，几万大军，又折回来，往阿坝走，这算第二次过草地。打了一个来回，损失很大。

　　四方面军里四川人很多，由于水草地实在是太艰苦，太难走，一听说不走水草地，要往回走，要到“成都吃大米”，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后队变前队，争先恐后往回走。有的同志说，我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撒。我们收容队也成了先遣队，一些伤病员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这年10月，部队又回到了理番地区，我们红31军也回到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