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毛门”到“弃婴门”继而到“录音门”，一桩桩医患纠纷的新闻事件被见诸报端后，医患矛盾愈演愈烈。昨日，广东省政协医卫界委员对当下的医患矛盾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一些媒体不够准确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山一院黄文起委员表示，本来分组讨论时就想带着一块“我们被误导了，要相信、善待医生”牌子，想想还是12日大会发言时请医卫界委员一块举牌助威吧。媒体称之为“委员拟举牌为医生正名”。(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报道为什么不够“准确”？有客观的原因，比如采访的记者缺乏专业医疗知识，对医疗事件的认识存在偏差，产生了误解；也有主观的原因，某些媒体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在采访尚不到位的前提下，就得出了一系列“雷人”的结论。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报道失准”，最终伤害的是医患双方。

　医生是直接受害者，患者的不信任给他们的诊疗工作带来了更高的难度，他们得花更多的力气在防卫医患冲突上。患者是间接的受害者，一旦医生也开始选择不信任病人，认为他们“难缠”，治疗方案将会变得无比的保守，过度防卫的检查和药物会增加患者的就医负担，甚至某些该做的手术也会因为风险太高而被放弃。

　是报道本身惹的祸吗？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荒唐的。但仍有不少的医疗从业者们认为，如果媒体记者不来报道，可能事情就不会变得糟糕。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防火防盗防记者”被某些医院管理者信奉为“安全之道”。面对找上门寻求真相的记者，医院选择了回避沟通，除了沉默还是沉默；患者方却视媒体记者为“救命稻草”，进行了异常亢奋的表达，愿意尽可能多的提供一切信息，其中也包括那些可能会失真的信息。一旦这样的医疗新闻报道出笼，自然就带有浓重的感情倾斜色彩。

　如何才能让医方不被“误导”所伤？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呵护知情权。通过全面及时的信息发布，让公众得到更多的知情权。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得更多可帮助他们判断是非的信息，有利于他们客观认识与评价医生的工作，减少误会产生；围观者能够第一时间清楚的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就能够建立更理性的认识与判断，增加对医生们的信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媒体”时代，电视、报纸、网站、微博、手机等让传播渠道变得异常发达。越是在传播发达的社会，就越要强调呵护知情权的可贵与重要。很多时候，误解与歪曲之所以产生，不是“报道”的问题，而是“报道不足不到位”的问题。在医疗事件中，患者之所以被定义为“弱势方”，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信息上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知道的，永远不可能比医院多；医院之所以被认定为处于强势与主动的地位，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事件信息。

　因此，要想为医生正名，只有先从医院做起。医院愿意向媒体坦诚开放，让记者们可以获得更多足够多的信息，建立在知情权得以足够保障的基础上，准确而负责任的医疗报道方才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时候，媒体记者提供了“不准确”的报道，有可能不是“态度与立场”的问题，更可能是“能力”与“渠道”的问题。医院愿意多承担一些责任，医疗专家愿意多和记者打交道，医院大门任何时候都向媒体记者开放……笔者相信，这可能要比“举牌子正名”管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