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至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像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续加仑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仑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庭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庭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庭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 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