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种种建树，除了苏区军民的拥护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在党内，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自觉运用于土地革命战争实践，取得卓著成就的人。朱毛红军的成长壮大，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三次反“围剿”的接连胜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创造了宝贵的时空条件。这一切，使得党内高层以至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对毛泽东高看一眼，对毛泽东的某些失误，以至犯上（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或明或暗的抵制）行为，亦取宽容态度。总之，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都对毛泽东的建树起了支持作用。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赏识、支持，显然离不开中共中央的介绍与举荐。

早在1929年夏秋之际，红四军（即朱毛红军）领导层发生严重分歧，一度导致毛泽东“离职”。中共中央得悉后，于8月、9月两次给红四军前委发去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和“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要红四军前委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群众中的威信。受中央委托处理此事的周恩来，还特别嘱咐来上海汇报的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现在，人们都知道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在建军、建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却少有人知道和提及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已在“九月来信”中全然提及。

1930年冬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际。中共中央为此首先要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委上上下下立即停止对事变的争论，无条件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统一领导。然后又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又一次支持了毛泽东。事实表明，中共中央的如此处置是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以及他对反“围剿”战争的指挥地位；另一方面又因此酿成了冤案和悲剧。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也在第二次反“围剿”之际，全力支持了毛泽东，且促成了“以毛代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事。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希望中央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即将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地位与威望，决定就由他出任中央政府主席，并电复苏区中央局。此前数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提出：“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苏区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可见兹事体大。假如再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初曾有由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动议，或许就更有理由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

在1932年10月上旬举行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等与会大多数人的批评，被解除对前方战事的领导权，还要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回复任弼时等9月30日从瑞金发出的电报）中，却明确指出：

“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句“我们再重复一遍”，表明中共中央的这个态度不是随机的、轻率的，而是一贯的、慎重的。

中共中央对毛泽东主持的各项具体工作，也给了足够的支持和肯定。为纠正查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10月10日，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了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用命令形式予以公布。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凡搞错了的应据本决定予以变更。为克服1933年春夏以来出现的苏区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对一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同时要求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无疑为毛泽东放开手脚抓经济建设，提供了上方宝剑。

对毛泽东的一些建议、意见，中共中央和相关领导人也吸纳、采用了。如1934年4月，他要去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周恩来同意了。同年6月下旬，他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留瑞金待命，周恩来也接受了。长征前夕，毛泽东要去赣南省视察，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他获悉中央要把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立即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去。事实表明，他的两条意见都被接受、照办了，尽管陈云、刘少奇、凯丰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是按中央决定去了各个军团。

可见，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种种建树，并非孤军奋战的结果，除了苏区军民的拥护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看不到这一点，只看到临时中央和其他领导人对他的批判，难免作出错误判断。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屡遭批判的原因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屡遭批判，有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原因。不宜把问题的症结都归于“路线斗争”，把所有的账都算到犯“左”倾路线错误者头上。

先说客观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关）领导人所处位置不同，彼此关注的重点、对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相应的对策、方法，难免不一致，甚至冲突。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者，要统揽全局，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考虑问题不能不更多地从全国一盘棋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出发。毛泽东作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当然，他也不乏全局性的思考，但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他毕竟还无须对全党、全局负责。因此，在中共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须遵从的总体框架中，他的言论和行为往往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应当说他的某些机变机动确有道理，是正确的，不过要让大家都跟上他的思维、他的经验很难。

王明于1932年11月2日，从莫斯科写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信中说道：

“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与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员把毛泽东的策略称为防御性战略，担心重犯去冬的错误，即红军失去良机，没有利用业已取得的胜利，没有展开广泛的进攻，因此主张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围绕红一方面军如何行动，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问题，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同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发生激烈争论，更是具体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次是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对待共产国际的指导、联共（布）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态度。由于中共成立之初便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指导，中共的重大决策、高层人事变动，都要经共产国际批准才算数，才能实行。而尚处幼年阶段的中共，无论是思想理论水平，还是革命实践经验，都很欠缺。况且在经费来源上，还时时须仰仗共产国际的接济。这就决定了中共和共产国际间的微妙关系。博古、“博古们”出于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崇敬，以及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免更多地把后者的话当做经典、信条及圣旨。而毛泽东则注重调查研究，对国情有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东西，不盲目崇拜，而是有选择地吸收、运用。这样，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便不免在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上面，产生分歧与冲突。像众所周知的怎样对待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富农政策，以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三势力”的斗争，“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就因多次发生争论而不快。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总是说和毛泽东“唱反调”、“过不去”的，是以博古为代表的犯“左”倾错误者。而事实却是有时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以至互不相容的，不仅有博古、“博古们”，也有任弼时、周恩来、项英，以至朱德、彭德怀等。对他们，显然不能以路线划界，也不能以站队论是非。还有就是他们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是同志式的，并没有如后来的人所评论的那种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味道。

再说其自身原因。毛泽东出身湘潭农家，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的理论修养、行事风格，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气派、湖湘气魄。艰难复杂的阶级斗争，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多次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指挥经历，与广大军民的亲密相处、息息相通，使他的认识、经验乃至性格，与其他领导人有诸多不同。他时常感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个别掌握了真理而形单影只；又往往因为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怨气，在党的会议上拂袖而去，甚至以去职明志（这在别人看来，无异于威胁和要挟）。

他在红四军七大、八大时的表现是一例，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又是一例。他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革命战争情有独钟，因而兴趣集中在指挥作战上，积累的经验也偏重于战争。他和别的领导同志的分歧、冲突，也就经常地集中地反映在军事路线、军事指挥及红军行动方向等战略战术上。他眷恋前线而不愿羁留后方。周恩来于1932年6月10日，从瑞金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奇景：

“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因为不愿服从苏区中央局让他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工作，遂执意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由此看来，所谓他“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一说，也就不尽然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倘若当年他有后来这样的豁达，当不至于踽踽独行，落落寡合。

毛泽东的个性，无疑要妨碍他和身边的同志，尤其是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交流与团结。对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深有体会，他对妻子贺子珍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果然，从此“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时的境遇，有顺有逆，有喜有悲，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恰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的必经历程，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刻意渲染。因为这样做，不单不能准确反映、宣传这段党史，还要伤及许多已逝的革命前辈，即使对宣传毛泽东本人，也不见得是好事。当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时，毛泽东更成熟、更伟大了，博古、“博古们”也更成熟、更伟大了。这就是真实的中共党史。这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曹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