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

　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到北京。

　周恩来的伯父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投身其中。期间，他和“三八”炼钢炉组里踏实肯干、长相俊俏的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不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嘛！”而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周荣庆，心里打起了退堂鼓。王兰芳知道后，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两家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结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向周恩来夫妇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恩来立即给周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床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作为贺礼。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被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被调到焦作布鞋厂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先后被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当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一点都不能动。王兰芳还享有一个特殊待遇，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由周恩来的专车接送。

　周恩来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由于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实行工资制后，他们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生病的亲属来北京治病。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三分之一要用来帮助周家，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到北京。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夫妇为了招待他们，把自己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走时，还给了他们100元钱。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此时周荣庆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伯父。周恩来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带去了40元钱，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1968年5月3日，王兰芳在晋菊清陪同下从河南新乡赴京看望周恩来夫妇。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3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周恩来在饭桌上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恩来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周恩来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恩来听了后又思索片刻，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临走时，周恩来又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还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