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黄庆红称,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这些新事物，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反而增加了难度。民工是春运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

如果说最近出现的购票网站瘫痪、吞钱不吐票是技术疏漏的话,显然,民工致信铁道部所反映的买票机会被网购剥夺,则是管理疏漏——铁路部门把主要票源给了网络、电话订票,忽略了不会上网的农民工兄弟。可以说,黄庆红变成了购票民工的代言人,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戳到了管理软肋。

尽管铁道部门为农民工回家做了大量工作,又是开设专门的售票窗口,又是安排农民工团购火车票,还安排了农民工专列,但依然与农民工的期待差距很大。比如,火车票10张起才能团购,对少于10人的农民工团体或个体而言,就没有团购机会;再如,农民工买票机会被网购剥夺,就没有考虑到中国现实。

在笔者看来,造成农民工给铁道部写信的客观原因是运力紧张,但也有不少主观原因:比如,铁道部门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在推出网络购票时,把农民工这个群体“漏”了,没有意识到部分农民工没有网上购票的时间、能力和机会。也就是说,把工地上的农民工都想象成了写字楼里的白领。

而且,在制度设计上也没有给农民工创造公平的购票机会。按照新的规定,网络和电话购票的预售期为12天,代售点10天,车站窗口则仅5天。这意味着主要票源给了网络、电话订票,只能在代售点或车站窗口购票的农民工显然缺少公平的购票机会或购票权利。

这样的安排似乎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推行网络购票是与时代接轨,让网络购票逐步取代传统购票;二是网络购票与实名制结合起来可以减少黄牛炒票;三是借助网络工具售票既方便了部分乘客,更方便了铁道部门——相比传统的售票方式,网络购票无疑减轻了售票压力,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

但在现实国情背景下,网络购票并不是适合每一个群体,比如说农民工,本该平等的购票权就有可能被剥夺。这不仅说明今年的春运售票安排还不周密,而且折射出铁路部门多少有些“私心”,即为了减轻售票压力而没有安排平等的购票机会。显然,只有当网络、电话、代售点以及车站窗口同时售票时,农民工才不会吃亏。

类似于春运售票这样的公共事务,在制度设计时必须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只有弱势群体购票权得到充分保障,我们才能说,春运售票安排是公平合理的。换言之，春运安排在公平、效率、成本等方面都要考虑到，不能重视成本和效率，忽视社会公平。

事实上，春运购票机会的不公平，还不仅是农民工买票机会被网购剥夺，而且与铁路部门长期密切合作的旅行社也有可能优先获得购票机会，破坏购票的公平性；另外，有报道曾披露，为各个部门预留春运火车票是票源紧张的原因之一，这同样会破坏购票的公平性。

在春运这个特殊的时段,铁路部门请给每个乘客以公平的购票机会,不管购票者是白领、公务人员还是农民工,让每一类人群都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中购票。我们要意识到,农民工群体不仅需要专门的售票窗口、团购车票、专列,更需要公平的购票机会。但遗憾的是,购票机会是否公平,基本是铁道部门自我监督,缺乏外部有效监督。笔者注意到,往年有铁路春运监督员,今年似乎看不到。当然,有春运监督员也并不等于春运就公平。

冯海宁(北京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