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农民工黄庆红写给铁道部领导的公开信在网上热传。他在信中说,往年去车站拼体力排队还能买到票,但今年很多票都被网络购票者提前抢光,自己和工友不懂上网,从窗口买到车票的概率就像摸彩票,“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上海铁路局回应称,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推出了一些便于农民工买票的实惠举措。(1月5日《都市快报》)

　春运网络购票刚刚推出之时,本报就曾发表评论文章,担心一些不便上网、没有网上支付账户的农民工的回家之路会更加艰辛。农民工黄庆红的这封公开信,证明本报之前的担心并非多余,也说明铁路部门的工作还有必要做得更好一些。

　网络订票由梦想变为现实,能够让很多人无需吹风淋雨或者裹着棉被通宵排队买票,这为相当比例的乘客节约了排队成本,还有助于遏制黄牛党倒票行为,称得上是便民惠民的一大进步。铁路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元旦期间,全国就有578.2万乘客通过互联网和电话购买了火车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网络购票的直接受益者。

　不过,在看到网络购票的进步意义之时也应看到不足之处。当前有一些公共政策,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容易陷入“城市思维”的误区,围绕城里人诉求的政策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忽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需求。网络购票即是如此,它以乘客能够方便上网和有网络支付能力为前提,这客观上对农民工群体形成了某种“排挤”——因为很多农民工实在难以满足这两个条件。

　不仅如此,相对于窗口购票,网络购票者还享受了某种“特权”。按照现行规定,窗口购票的预售期为8天,而网络购票的预售期却长达12天。这种差异化安排,能够自然吸引更多乘客选择网络购票,进而减少窗口购票的排队压力,提高春运售票的效率。然而,片面追求效率的副作用,就是让“黄庆红”们觉得自己丧失了公平的购票机会——他们理论上也能通过窗口购票,但4天的“时间差”,使他们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购到票的几率大大降低。

　公共政策应该兼顾公平和效率,甚至应一定程度上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一点无须再证。具体到网络购票政策来说,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是铁道部门最好在谨慎求证、周密布局的前提下,在春运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暂时取消网络购票的“特权”,实现12306网站、电话购票热线、代售点和火车站窗口同时放票。这样一来,网络购票和电话购票仅仅相当于多开了几个购票窗口,所有购票者都将享受均等的购票机会,相信这也有利于平息预售期相关的争议。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还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让那些无法利用网络购票的乘客明白,他们也可以请那些熟悉网络购票流程的亲朋好友进行代购,届时只需拿着身份证就能顺利取票。通过这种方式,“黄庆红”们也能间接享受网络购票带来的实惠。当然,这涉及网络购票的另一个困境,即众多网友反映的“登录难”问题,需要铁路部门根据需求来增加网络访问的带宽。

　春运买票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归根究底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有关,也与很多外来务工者目前还无法在城市安家有关。这并非一个铁道部门就能解决的,但顺应乘客的呼声,让售票兼顾效率和公平,铁路部门通过努力应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对于像网络购票、实名制等新生事物,肯定还有种种不足、漏洞,对此,民众也要有一定的耐心和宽容心,给有关部门改进、完善的空间。更期待有关部门不要辜负民众的期盼。（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