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在记载周恩来留法期间参与的众多事件的史料中，也记录了这样一个趣谈：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

“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

《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摘自《周恩来传》作者：(英)迪克·威尔逊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