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新闻让我们重新思索有关生命与公正的问题。

　广州一对富商夫妇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全部成功，他们决定不放弃其中任何一个，并找到了两个代孕母亲。9个多月后，三个子宫先后诞下八胞胎。

　你知道，这又回到了那个被没完没了争辩的话题——金钱能够买到一切，包括生命？这样的争论并不是从“八胞胎事件”开始的，也绝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其著作《公正》中提到了一桩美国的案例。

　在美国，“代孕”行为在超过12个州内合法，却被另外12个州禁止，在其他一些州，人们对其合法与否仍不明确。而这或许不是一个有希望在争辩中变得日益明朗的话题，至少在新泽西州的法庭就是如此。1986年，该州法院曾经审理过“婴儿梅丽莎案”。玛丽·怀特海生下了小梅丽莎，玛丽是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提供了卵子。但这个29岁的姑娘只是一位代孕母亲，精子提供者威廉和他不能生育的妻子伊丽莎白是雇佣玛丽的人。

　他们为此签订了一个合同，以令这场交易看起来更加公平。雇佣方是一个由生物化学家和儿科医生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受雇者则是一名环卫工人的妻子，她保证在生下孩子后立刻放弃她的母亲权利。接下来，一方将获得梦寐以求的孩子，而另一方会因为9个月的“工作”获得1万美元报酬。

　可当生下小梅丽莎的时候，玛丽反悔了，她想留下这个孩子。新泽西法院受理了这一监护权案件。一些完全拥护并信赖市场经济的人，可能会赞同初审法官索尔考的判决。他在结案陈词中写道：“每一方都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每一方的服务价格都已经确定。因此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可当玛丽将这一案件上诉至新泽西最高法院时，该法庭全体一致地推翻了索尔考法官的判决，并判这一代孕合同无效。尽管由于威廉的经济环境决定孩子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生活，首席大法官将梅丽莎的监护权判给威廉，但法庭同时恢复了玛丽作为母亲的身份，并要求低级法院裁决探视权。

　高级法院并不相信玛丽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对金钱的需要很可能“强迫”这位贫困的妇女成为代孕母亲。

　这仅仅是代孕的一种情况。桑德尔教授随后提起了另一种情况，即与“八胞胎”一样，如果代孕者仅仅提供了子宫，那么一切就变得合理了吗？

　在桑德尔看来，妊娠代替者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或许不如卵子提供者那样紧密，但是这位学者同时强调：“将母亲这一角色划分为三种（养母、提供卵子者、妊娠代孕者）而非两种，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谁更有权利索要这个孩子。”

　至少眼下看来，金钱主导了权利的归属，甚至决定了一个母亲——或是某种程度上的母亲——是否有资格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尽管，也有人相信，这样的交易增加了整体福利。就如同在“八胞胎事件”中，事业成功的女商人用金钱雇佣了两个代孕母亲，使这个家庭增加了5个孩子，而两个代孕者则获得了高昂的酬金。

　人们议论这是个富人出钱、穷人出力的故事。就像桑德尔说起的那样，怀孕已经像在全球经济中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被承包给廉价的供应方。

　也正是为了吸引外国顾客，2002年，印度将商业性代孕合法化。印度西部的一座城市甚至很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有偿代孕中心。仅仅一次代孕，贫穷的女人们就可以获得相当于以往工作15年的报酬，她们会买一栋房子，或是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多蒂亚曾是一个月收入25美元的印度女仆，后来，她成为一对英国夫妇的代孕者，并由此赚取4500美元。她曾在家里生过三个孩子，从未看过产科大夫，而现在，“我比怀我自己孩子的时候还要小心”。

　而这些有关生命的问题，并不能单单依靠法律就能得到解决。至少在中国，代孕在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被明令禁止。可在真实世界里，代孕公司比想象中更多，他们在热情洋溢的介绍中写道：“代孕是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趋势。”并亲切地称之为“宝贝计划”。

　但你知道，亲切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吸引顾客。说到底，这是一门生意。在这样的交易中，孕育生命的子宫似乎也可以与“母亲”这个古老而温暖的称谓相剥离，它成了纯粹的、制造生命商品的工厂。

　听起来有些刺耳？

　是的，并不是每一起遵守契约的交易都意味着公正。至少在此，将生育作为一种劳动，将生命看作一个商品，就是对人类本身的最大羞辱。正如新泽西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结案陈词中写的那样：“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总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赵涵漠 原题：“子宫工厂”挑战的是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