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已经62年了，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着，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前半生的辉煌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说还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陈赓、谢富治还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他又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

　抢先批邓“受重用”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他“批得好”。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决定设立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一切都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从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得到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江青的好感。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传达了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也恢复了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和对他们的业务指导。

 骨灰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才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了李震。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死，终年63岁。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