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可疑之处，也问不出什么不对，法国警官无可奈何。他转而对李、陈两人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工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说了这些话以后，警官一行人就悻悻离去了。李、陈两人如释重负。

　　关于会议期间受到搜查冲击的情况，周佛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大致相同的记载出现在中共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然而，中共一大的会址如何会泄露呢？这个突然出现的密探又是何许人？当时一大的代表们是搞不清楚的。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在上海开‘一大’，是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哥哥）家里开的。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这个理由只是董必武个人的猜测。其实，问题确实出在马林身上，但并不是董必武所说的那样。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后被爪哇当局发现而驱逐出境。这次马林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时途经维也纳，在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马上被认出，并被拘留六天。虽然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获释，但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如此一来，马林的一举一动全无秘密可言。在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从他一踏入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跟踪监视。

　　至于那个鬼鬼祟祟进入的密探，却有一点来历。此人叫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因为臂力过人，被上海滩黑帮头领之一的黄金荣看中，做了黄金荣的把兄弟。因为有了这个后台，1905年，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逐渐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华人探长。新中国成立后，好在他认识宋庆龄，当年在法租界当探长，他为宋庆龄做过一些事——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于是，他赶紧向宋求情，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30）

                                                张珊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