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落脚点为何选在陕北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有数次准备建立新根据地的落脚点：一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三是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打回川陕甘地区去；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1935年9月，刚刚在四川懋功会师3个月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产生重大分裂，发生了公然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的“九九密电”事件。鉴于张国焘有分裂党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于当日深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次日，在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中共中央指出的战略方针是：“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然而，就在10多天后的9月22日，历史的机遇却让中央红军选择了陕北。在岷县（今属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毛泽东从旧报纸上获取陕北也有红军的新闻报道后，党中央又一次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原先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把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样的决策，看似偶然，却寓于革命终将胜利的必然性之中。

　毛泽东是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的，这已经成为党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然而，对这一重大抉择的历史细节，却有着当事人各自的表述。《毛泽东年谱》中记载，毛于9月18日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报纸杂志都找来。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已于9年前去世的、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来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邱会作（1914～2002），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在哈达铺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消息的过程，也有详细的描述。当年刚刚20岁出头的邱会作，是在毛泽东逐渐恢复对红军的指挥权后，调任军委四局任三科科长的。军委四局是主管军务、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的一个行政部门，长征途中与毛泽东密切相随。邱会作与毛泽东第一次面对面相识的回忆，读来也饶有兴味。那是中央纵队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途中，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时纷纷脱下衣服捉虱子。红军战士苦中作乐，捉虱子也要比大小，邱会作以身上的虱子大而获胜，别的战士不服气地说：“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长身上的虱子自然就比我们的大。”邱会作反驳说：“照你们说，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话音甫落，忽然听见上头路边一声吼：“哪个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原来毛泽东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聚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