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阻拦林彪起飞

　　建国后，李作鹏曾任解放军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总参军事训练部部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等职。据云，将军任海军政委期间，海军大院中，若小孩啼哭，曰“‘李瞎子’来了”，哭声即戛然而止。“文革”前期，林彪整罗瑞卿时，李作鹏积极参与。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李作鹏曾拍桌大骂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 李作鹏言，“九大”后，林彪和“四人帮”矛盾日益加深，逐渐趋于白热化。据我了解那时林、江的斗争就很激烈了。非常激烈，不是一般的激烈。当时，军委办事组曾密商对付“四人帮”之计划，如黄永胜专门对付江青，李作鹏专门对付康生。将军认为：“我们都是跟毛、周南征北战的人，对战争中过来的人有感情，而‘四人帮’对他们的感情与我们不同，这也是一个重要分歧。”“文革”中某日，将军曾亲眼见林彪拍桌大骂江青：“无名小卒，混蛋！”

　　李作鹏告余，“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前两个小时左右，周恩来打来电话，告之：“北戴河林彪的飞机起飞，必须由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将军问：“为什么？”周曰：“夜航不安全。”将军当时心想，总理不懂飞机，其实夜航最安全。所以，当林彪的飞机报告起飞时，李作鹏并没有明确阻拦。次日，李作鹏专门写报告上报，周恩来在报告上签了字。

　　李作鹏告余，当时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职务高于周恩来。他的飞机要起飞我敢阻拦吗？其实那天，若真想要阻拦林彪飞机起飞非常容易，当时离林彪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中央警卫团有一个营在北戴河，下命令派辆车在跑道上一堵，不就成了。将军言此难免疑惑。

　　1996年3月25日，余访伍修权于北京。伍老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伍老言，李作鹏受审时，头脑相当清楚，小事承认痛快，大事决不含糊。如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将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密告黄永胜事，李作鹏供认不讳，但强调两点：一南巡谈话内容，是刘丰主动对他说的；二他告诉黄时，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吴法宪和叶群。这两点狡辩，目的是摆脱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干系。

　　1971年10月，李作鹏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作鹏在狱中曾致信海军党委：“我除心脏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长寿。1971年冬和1976年由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及其他用品（1976年送来的是海军改装后的衣服），现在多已破旧，需要更换。因此，可将我的私人东西（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么，由他们帮我解决。同时，我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尤其是今未就业的，困难更大。我有的东西，可以救济，以免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据说我家被抄两次，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丢失不少。我对此非常愤慨。请你们予以追查，按党的政策处理。现由李冰天（李作鹏之子）等人前来接洽，希予指教。敬礼，海军强大。”

　　“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

　　李作鹏出狱后落户山西太原。组织上要求他改名，将军不愿，经再三工作，始答应，化名为“李明”。将军告余：“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

　　是时，李作鹏每月生活费350多元，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李作鹏戏言，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将军继言，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吃得饱，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得多。楼下有一工厂干部，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连400元都不到，生活更困难。

　　李作鹏晚年酷爱读书，尤喜读人物传记等军史党史作品。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作鹏曰：“毛泽东不可能那么干，我觉得毛泽东不是那种人。”读香港出版的《谁杀了林彪》，李作鹏曰：“胡编乱造！这本书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林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编著了有关罗帅的三本书，送李作鹏征求意见。不料李作鹏竟在书上批道：“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不是军事家，在东北战场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挥打的。”（大意）有人告李作鹏，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罗帅名列其中，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李振振有词：“实事求是说，他是位政治元帅。抗日战争时在山东，我是参谋处处长，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了再向他报告，特别是军事上的事。在东北，他身体不太好，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罗帅在四野口碑很好，他擅长政治工作，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

　　李作鹏告余，晚年已完工两部战争回忆录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100万字。有书商与之谈出书事，曰：“须改名，方可出。”将军曰：“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书商曰：“若不改名，只有送国外出。”将军对曰：“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书商摇首而退。

　　1995年7月8日、9日、11日，余三次在山西太原采访李作鹏，2004年遂成此文初稿，并寄将军审读。同年5月4日李作鹏将修改稿寄回并致函曰：“你要写的我的逸事，恐怕目前不是时机，出版自由并无完全开放，可能发表不了。”不幸竟被将军言中。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将军去世，新华社破例发布了消息，我终于再次将此稿重新整理出来。此刻，夜深人静，斗转星移，往事如烟，唯有将军当年赠送的“江河万古流”五字书法条幅仍醒目地摆在我的案头。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吴东峰，原题为“李作鹏：我为什么没有阻拦林彪起飞”，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1995年李作鹏的口述，及伍修权、张池明、石冠军、苏烈、李冰天等人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