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开会，待了几天。我那时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会开完后省委管理处的人把他送上飞机，我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车上，听他们说到省所吃熊掌。”纪坡民说，“这算账就算到我爸头上，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在纪坡民的记忆里，家里没有吃过一次年夜饭，爸妈也没有办过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着我爸的作息规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点钟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对不太重要，就选那个时候跟他多说些话。多的时候能聊半个小时，爷俩海阔天空地聊。”纪坡民说。

　　纪坡民坦言，因为父母的关系，兄妹几个在招工时还是“沾了点光”。“那时候是开始‘上山下乡’以后，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孩子一般都当兵了，我爸那时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时下乡的，二妹妹下乡还不到一年，大妹妹下乡不到两年，就都当兵走了。我弟弟下乡时间比较长，待了4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照顾的成分。”

　　纪坡民告诉本刊记者，其母亲几天前刚刚过世，享年89岁。“我妈是八路军女战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干部，老资格。”纪坡民说，弟妹还在美国，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谈怎么操办追悼会。纪坡民提及，母亲去世后，房子可能会被政府收回。

　　一阵风吹来，屋檐下的风铃荡出清脆的乐声，转眼3个多小时在回忆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过去。纪坡民起身，带着本刊记者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二进四合院，这是一座静寂的院子，正房显出破敝，门窗都没有装修过的痕迹，瓦楞上长了野草，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这就是华国锋曾住过的屋子，我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

　　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若不是纪坡民的讲述，没有人能将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历史联结起来。

　　院落内，核桃树结满了青绿的果子，石榴花开得正艳，纪坡民爽朗又略显惆怅地说，“秋天时我应该还住在这里，你们可再来拜访，摘取果实”……（作者：张海林，原题为“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