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衔酒会，刘少奇向朱德敬酒

　　初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本刊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