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若问哪个朝代的税种最多，答案肯定是南宋。朱熹曾直言不讳说，“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岂止？南宋还增加了无数新的税种，大到盐、茶、外贸抽税，小到针头线脑都打主意，光是“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这三个大项目下就有数百个税种，其琐碎程度，连当时的官员亦不能遍知。

本来嘛，政府收税，那是政府的权力，只要想出名目来，说出道理来，老百姓还能说什么，只好交呗。就好比前不久闹出来的“月饼税”，政府说出理由来了，百姓岂能不交？你不交，那就是不讲道理，是刁民，是抗税，是违法犯罪，就要你好看。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南宋政府也有收税不讲道理的地方。比如，老百姓找衙门打官司，输了要纳税，赢了还得纳税，“两次诉讼不胜要罚交税款，获胜也要交欢喜税钱”（《宋会要辑稿》），这就是无理收税。老百姓虽然感觉憋屈，但还得照章纳税。那么，南宋政府为何在这一税种上不跟老百姓讲道理呢？据赵炎分析，可能跟“息讼”这个司法原则有关。

什么叫“息讼”呢？就是最好让老百姓别打官司。南宋政府非常不待见百姓之间出现官司纠纷，大概其出发点，是官府贪图省事、减少运作成本，也想营造社会的和谐气氛。

朝廷从源头上就开始进行预防，如《绍兴敕》规定：“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杖八十”；绍兴七年九月和十三年八月又两度重申这一精神，严禁教授辞讼。也就是说，只要老百姓不知道如何打官司，他们遇到纠纷就不会麻烦官府。这一招够损的，当官的想偷懒，就愚民。

那么，这一招管用吗？不管用。因为古代官员不光是民之父母，还是道德楷模，老百姓早就知道“有事找衙门”这个理儿。于是，南宋某些地方政府就想出了第二招，让手底下的人对官司双方进行游说，别去衙门，私底下解决。

如宁宗嘉泰二年，有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凶之人，邻保逼令自尽，或使之说诱被死家，赂之财物，不令到官。尝求其故，始则保甲惮检验之费，避证佐之劳，次则巡尉惮于检覆，又次则县道惮于鞫勘、结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为！”（《文献通考》）这是一说现象，二责其故，算是犀利之言了。看来这一招不管用。

南宋政府又想出第三招，“繁苛法律，官不能遍睹”。这是为难当官的，让审案子的法官老爷不能完全熟悉法律条文，他们就不能顺利断案子，老百姓自然就不再打官司了。

孰料这一招还是不管用，许多官员审案子并不完全依法，他们不必熟读法律条文，也能找到判决的依据，即采取“三分依法、七分情理”的司法实践，大道理还一套一套的，由不得你不服，居然闯出一条“息讼”的新路子，让执政者哭笑不得。

试举一案例，来看看这些法官老爷是如何在不依据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判案子的。《勉斋集》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刘某有三子：拱辰，妻郭氏所生；拱礼、拱武，妾母所生。刘某夫妇死后，兄弟分产，拱辰将郭氏随嫁田占为己有，不分与二弟。事经十六年，拱辰亦死，拱礼、拱武诉拱辰之子，要求分郭氏田。案件先后经过县、州、监司三级共七位官员审理、判决，由于官员们不太熟悉法律条文，最后形成三种结果：郑知县、提刑司签厅认为拱礼、拱武不当分田；吉州司法、知录判由三子均分；韩知县、赵安抚则以为应分为两份，拱辰家得一，拱礼、拱武共分一份。

之所以形成三则判决，赵炎以为这些官员没有依据法律的规范，也没有出于“天下公理”（即道德要求），而是体现在“世俗私情”上，是正统价值观与非正统观念的折衷。此案之后是否又经他官之手，以及结局如何，已不可知，但仅就判决来看，“息讼”的结果，是不依法，而是依据情理。或是无法可依，只得各行其是；或是有法而未知，依然只能各行其是。

南宋胡太初《昼帘绪论》说：“大凡蔽讼，一是必有一非，胜者悦而负者必不乐矣。愚民懵无知识，一时为人鼓诱，自谓有理，故来求诉。若令自据法理断遣而不加晓谕，岂能服负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来前，明加开说，使之自知亏理，宛转求和；或求和不从，彼受曲亦无辞矣。”

用白话说就是，简单地一判了事，并不能调和官司双方的实际矛盾。因此裁判时应体民之情，以其能接受信服的道理“明加开说”；这种道理，便是“情理”的表达，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方方面面利益的兼顾，而不仅是法令刻板的内容。

朝廷最后没有办法，正好财政上确实也不宽裕，就想到了打官司收税。你打官司可以，但如果两次裁决都输了，对不起，请交税，权当惩罚你的“诉讼之过”，谁让你明知无理还打官司浪费公帑呢？如果你官司打赢了，你高兴了，欢喜了，可衙门上上下下办案子、审案子很辛苦，高兴不起来，对不起，你还得交税，让衙门也高兴高兴。

这样一来，老百姓可真不敢随便找衙门说理了，朝廷的“息讼”目的也基本达到了，自宋宁宗以后，各地民讼案子锐减，而民间斗殴甚至群殴事例则骤增，当时人评价这一现象说：“失在官府，适以起争。”知道那句“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形成于何时吗？恐怕就形成于南宋的“息讼”。（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