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

    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

   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

    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晞看到，车上下来的50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面试前，唐占晞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

    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40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晞回忆说，为这50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唐占晞回忆。

    12月31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但中国科学院一早便打来电话，请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晞为大使翻译。他近距离感受到，“邓小平是没有耐心的，就是要干，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说‘yes sir’，抓紧时间干”。

    20多天后，邓小平将访美。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教育等资料。这需要刚上任的新闻与文化参赞唐占晞去负责操办。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

    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他们把大衣脱下来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结果这些出国前购置的大衣，除了大小不同外，样式颜色都一样，无法分清，出门时穿错了很多。

    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唐占晞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他准备了15套介绍留学美国的资料，在同助理研究了中国地图之后，他决定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十几个城市的图书馆各送一套，以提供公共借阅。

    一年后，唐占晞先后到其中几个城市出差，顺便想看看资料的使用情况。结果他发现，在一些图书馆，资料封面已被摸破，里面也被翻得十分破烂。而在另一些地方，这些资料从来没人翻阅。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资料非常珍贵，我们锁起来了”。

    当时，唐占晞不管到哪个地方，对方介绍情况时，第一句话总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况。“到哪儿开头都是这样念，然后结尾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个字还很少提到。”唐占晞边说边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着纸念稿子的样子。

    但他也发现，“中国报纸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说，路线要转变”。他当时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理解，就是让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跟外面交流。

    在他看来，当时这种交流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唐占晞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晞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晞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名幼童，由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倡议，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25天左右的颠簸。100多年后，他们的后辈则坐着飞机向西，经巴黎中转，只需30多个小时的飞行。

    “当年詹天佑他们，都是中途被搞回来了的。这些人……”送别这52个人时，唐占晞在心里嘀咕。

    与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晞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80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老校友在中国，或是中国大学的老校友在美国。这些在1949年前留学的校友此时成为纽带，不仅他们和母校恢复了联系，也让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晞说。

    其实，在那52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也是在这一年，由唐占晞负责，中美之间中断了32年的富布莱特项目重新启动。经许国璋推荐、唐占晞面试后，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梅仁毅成为第一个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如今，当年的出国人员集训部，已经更名为培训部；曾为首批留美人员订做衣服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已经成为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场的一部分，不复存在。

    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让唐占晞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记者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