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有网友爆料，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已悄然复出，“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抚州市公路局工作人员证实，苏建国履新消息属实。有关邱建国复出的消息尚未得到当地官方确认。对此，很多民众表示不满。（12月4日《京华时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固执地要“一棍子打死”问题官员并不是我们提倡的，这既有悖于人性伦理，也不符合法律逻辑。而当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相关规定是：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可见，无论是从人性的角度推敲，还是从法律程序的考量，容许问题官员复出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如果这种复出没有一定限制，则问责毫无意义。因为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而言，权责从来是统一的、对等的，有权就有责，有多大的权就有多大的责。而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落实措施，目的之一就在于“有什么责问什么责”，体现规则面前的平等。问责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在追究责任之外，更好地预防问题、解决问题。在各种事故发生后，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既是为了惩戒当事人的渎职或失职，也是要让更多的人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促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为民众服务，真正对群众负责。

    可事实是，在问题官员免职的这一两年里，很像是带薪休假，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惩戒，更看不到多少责任的担当。而问题官员复出时，既不见权力责任的自觉，也没有任何的教训表达，就连向民众道歉、知错就改的最基本姿态都很难被发掘。从这个角度而言，问题官员要复出就必须要有限制。一是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通过监督和制约迫使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免职了事；二是在官员复出时，公开其复出理由和程序，并征求公众意见。否则，问责的作用就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沦为一种官员规避责任的工具，也有损政府公信力。廖水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