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举旗万里远征

　　在战略转移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后，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仓促进行战略转移的必要准备。在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形势下，为了使红军的战略转移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和国内抗日救国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创建发展新的根据地建立抗日救国基地，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创造条件，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便首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政治舆论准备，将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宣传定义为“北上抗日”，并以此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而抗日救国既是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要求。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发出了抗日救国宣言，号召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寇的侵略，并派出了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到东北组织创建红军游击队（后改称“抗日联军”）与敌浴血奋战。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使抗日救国的理念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在此次仓促进行的战略转移准备中，党的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又进一步在有关讲话、指示和报刊文章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红军北上抗日和对日作战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将战略转移与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9月下旬，军事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准备调集150万大军、300多架飞机和250多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对红都瑞金实行向心突击，将红军主力压迫到最小范围进行决战，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围歼。由于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暑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力图为抗日保存红色力量，在会议结束当晚，他就将该计划交给了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等人。项与年拿到这份绝密计划后，于当夜经过密写复制紧急向中央苏区进发，在经过艰苦跋涉到达苏区边缘后，又用石头将自己的四颗牙齿敲掉，化装成要饭的“臭疯子”混过敌人层层关卡，于10月7日将这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手中。

　　在严峻的敌我态势面前，李德、博古深感形势严重，实行战略转移已是唯一出路，否则危局无法收拾。就连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也认为红军主力必须马上脱身突围，抢在国民党军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铁桶”，寻找新的战机粉碎敌人的围剿。经过对敌人“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紧急作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了（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奉命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于10月16日至21日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突围，踏上了长征之路。

　　由于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夕破获了中共上海局的电台，使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共产国际无法知道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战略行动。据有关史料记载，斯大林后来在听取共产国际负责人关于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的汇报后，曾十分惋惜地说，他们（指中央红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可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红军反“围剿”的失败和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远征，而是希望红军在原有的根据地发展壮大，在时机成熟或需要时担负起对日作战的重任，从而服务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这也使得斯大林对“洋钦差”李德在中国苏区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损失十分恼怒，以致于李德长征后很长时间留在延安不敢回苏联，后来回到苏联也立即受到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严厉审查，这个并非是共产国际正式所派、而是被博古“乌龙”捧出的军事顾问，虽然因其是德共党员侥幸保住了脑袋，但却由此丧失了以前在共产国际的政治地位，被长期放置一边坐冷板凳“歇菜”了。（王作化 刘丹 吴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