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另有战略图谋

　　历史研究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事实上是不愿意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充满危险的远距离战略转移，而是希望红军在原有的根据地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令人生畏的并可以进行战略行动的武装力量”。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国际原因和共产国际实际领袖斯大林的潜在考量。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国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的德意法西斯在夺得国家政权后迅速整军备战、磨刀霍霍，尤其是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在冲破凡尔赛和约束缚后更是高速运转，对苏联的潜在威胁日益增加。而亚洲邻近苏联的日本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对苏联的挑衅和战争准备也一刻没消停，给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极大威胁，牵制了苏军大量兵力不能他顾。为此，1934年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转变其世界战略，准备着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战略，共产国际和苏联急需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牵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的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压力，以利于把战略重点顺利放在欧洲，重点对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为了实现把战略重点顺利放在欧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一度把在亚洲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国民党身上，毕竟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苏俄与国民党有过积极合作。但共产国际通过对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上海和长城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日屈膝软弱以及其消极抵抗、积极剿共政策的分析，丝毫看不出国民党政府有转向努力抗日的迹象，特别是蒋介石对张学良请求抗日大加训斥的政策解读：“赤祸是最大的祸患。”“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更让斯大林失望到极点。这一情报使斯大林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剿共政策的顽固性，于是便把抗日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壮大上。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已渡过艰难的初创时期，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尤其是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也使共产国际倍受鼓舞。当时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红军数量已达30多万人，是当时亚洲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装，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希望看到中国红军不断壮大，在时机成熟时承担起抗日的重任。在这种大前提下，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在强敌压迫下进行前景不明的战略大转移（到后来抗战期间，斯大林看到中共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也曾多次不切实际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要“红军”主力向东北进军，以牵制日军的北进企图，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缺乏客观正确的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分析评判过于乐观，加之博古、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断定为“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错误评估，甚至对实际战况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弥漫着轻视蒋介石反动力量的强大、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革命力量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共产国际难于证实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酷现实。如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则意味着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失败，从而也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当然，共产国际此时也吸取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造成惨痛损失的教训，害怕继续强迫红军留在原根据地坚持会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因而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反对红军主力为保存有生力量而退出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