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指示模棱两可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作为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中共的请示，共产国际于同年6月25日给予了答复，原则上不反对红军主力转移阵地。对于共产国际此次答复，后来的不少历史学家曾持否定看法，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因而不可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回电。后来的史料证明，这一情况只是红军长征前夕发生的事，与共产国际的回电在时间上并不矛盾。共产国际代表罗迈后来也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共产国际曾回电给予了指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这一点，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也证实了共产国际的6月回电。

　　然而，共产国际的回电却是矛盾的。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曾具体引用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内容：“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中央苏区的简称）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并未明确同意红军立即进行战略大转移，而是强调在中央苏区内“仍能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的抵抗力仍足恃”等。电文虽然也提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但这并不具有战略转移性质，而只是为了保存红军“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拟定的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有所保留的，其态度也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既认为中央苏区仍能坚守，又担心红军主力株守苏区会在强敌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的回电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工作作风，明显暴露出其远离中国实际，对复杂激烈的中国革命斗争无法给以正确指导的严重弊病。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中革军委“三人团”（即以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督促执行的“三人团”）的决策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李德在广昌战役失败后虽然提出要撤出中央苏区，并通过中共政治局请示过共产国际，也派出了红7军团、红6军团先行出征进行战略探路，但对红军整体转移并未做认真的各项撤离准备。由他受中革军委委托制定的8、9、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也没明确规定红军主力转移的时间表，却仍然坚持他的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作战方针，继续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苏区内线作战，与敌军主力死打硬拼，企图侥幸获胜，结果致使红军有生力量继续遭受严重损失。在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指导下，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决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这种矛盾的战略指导使中革军委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战略转移准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到了1934年9月，反“围剿”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准备战略转移。此时，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与广东国民党军陈济棠部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为红军撤离苏区让开道路。博古为此特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而共产国际仍回电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让红军主力继续留在苏区内线作战？这也表明，共产国际直到此时仍希望中央红军能够在中央苏区坚持住，不做退出中央苏区的转移。共产国际的回电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也是导致中央红军转移过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