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人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历史壮举，也是中共党史上最为苦难辉煌的篇章，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定信念，历经艰辛万苦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然而长期以来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至今在史学界没有明确定论，在社会上也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长征是怎样决定的，尤其是它与当时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关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关系。

　左倾错误导致战略转移

　1933年5月，顽固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在连续发动四次“围剿”失败后，一脚踢开了屡战屡败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自任总司令的“剿匪行营”，从各地调集了100多万大军于同年秋季对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就有33个师又3个旅和1个税警总团，几乎将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参战，总兵力达50多万人，并有1000多门大炮和5个飞行大队200架飞机支援作战。亲自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术，广筑碉堡工事，逐次向根据地推进压缩，企图达到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强敌进攻面前，自认为在列宁故乡啃过洋面包的党的左倾路线领导人，此时却极力推行所谓“进攻路线”（实质是消极防御路线）。他们在敌人“围剿”开始前，反对做必要的反“围剿”准备；在强大敌军开始“围剿”时，又要求红军“不让敌人侵占寸土”，反对熟悉敌我实情的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在被迫进行防御时，又实行只讲防御不讲进攻的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挥上，大搞分兵把口同敌人拼消耗，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所谓“短促突击”。而被当时党的负责人博古请来充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掌握实际指挥权的李德，利用毫无军事斗争经验的博古对他的依赖，更是独断专行，用军事教条命令红军在各守备地区大修碉堡和防御工事，与强大敌军对垒血战。这位在苏俄内战中因打防御战被称为“红色街垒斗士”的钦差大臣，整天坐在房子里纸上谈兵，甚至连一门火炮和一挺机枪摆在什么位置都在地图上作出了硬性规定。面对敌人的进攻，他不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而是和左倾领导人将红军主力组成东、西方面军，以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其瞎指挥的后果必然导致红军无谓的重大牺牲和反“围剿”的连连失利。

　1934年1月初，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党内左倾领导人却荒唐地臆断他们是“中间派别”和“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结果导致红军未能给予有力支援，坐视反蒋力量的失败，使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全力向中央苏区进攻。在左倾路线指挥下，红军依靠简陋的武器和粗劣的调堡工事与优势敌军进行激烈的堡垒战，无益的拼消耗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在3月的三溪圩、三坑战斗中就伤亡2200多人。4月，敌军又集中11个师向苏区要点广昌发起进攻，李德、博古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匆忙调集红军9个主力师与敌进行“决战”，提出“胜利或者死亡”的拼命主义口号，红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参战总兵力的1/5。7月，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指导下调整部署，以31个师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猛攻，尽管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防御战中给敌精锐的89师以沉重打击，使其完全丧失战斗力退出战场，但红军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并失去了苏区防御纵深地带。李德采取的六路分兵全线防御战术，又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非但没有挡住任何一路敌军的进攻，反而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到8月间，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个县城和部分乡镇，陷入极度被动局面。

　面对严峻的不利战局，李德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就提出要撤离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了应对反“围剿”形势的恶化，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5月在瑞金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和转移问题，并原则上同意做战略转移准备。由于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才能生效，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转移的战略部署电告共产国际，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年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军事顾问”、中革军委指挥机构“三人团”成员的李德，后来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据史料记载，这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的时间是红军长征出发前5个月，它和李德的回忆在时间上大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