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代表团本是为求缓和两党两国关系热情而来，但一场意外的“祝酒事件”，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摊牌不得不发生了。

　　那是11月7日晚，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克里姆林宫主人举行了酒宴。宴会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主席台的前面是一张大桌子，领导人都围着桌子站着谈着。另外一张桌子的旁边站着参会的苏联高级将领，周恩来看见后，就对贺龙说：你过去给他们敬敬酒。贺龙过去以后，和军人们谈得很高兴。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贺龙看见后，就说：来，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马利诺夫斯基几杯伏特加下肚后，口无遮拦，他大声说道：“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贺龙闻听此言，大吃一惊，立即就跟他吵起来了。这时，马利诺夫斯基看到周恩来走了过来，就将此话对周恩来又说了一遍。周恩来听罢脸色大变，全身颤抖，他本能地环视四周，感觉全大厅的目光都在向他射来。他立即怒目而视，斥对方为胡说八道，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随后，周恩来走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闻之一怔，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他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当机立断，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

　　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就拍发电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整个事件。

　　第二天，11月8日下午，勃列日涅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接下来，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周恩来不依不饶的追问之下，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以及于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单方面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而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和缓地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索性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会谈一下子就没有了回旋余地。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还是对周恩来含蓄地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柯西金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商量两党改善关系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11月14日，周恩来返回北京，毛泽东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赴机场迎接。

　　1965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

　　勃列日涅夫一直不希望中苏关系决裂，他于1966年2月24日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3月，中共复信苏共，决然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两国都处在视对方为战争威胁的状态之中，一时之间，核战争的乌云密布。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

　　但是，最紧张的危险关系之中，却孕育着走向和解的可能性，军事是政治的选择方式；同样，接触、协商，是政治的更好方式，别无他法。从1964年到1982年中苏两国长达18年的紧张关系，终于到了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