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时，“祝酒事件”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新中国的诞生采取了鲜明的全力支持态度。1956年-1957年中苏关系更是进入平等友好的“蜜月期”。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以1958年为标志，中苏之间接连发生“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突发性不愉快事件，中苏两党之间关系骤然起了变化。在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签订的合同并撤走了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962年，因自然灾害，发生了“伊塔事件”。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两党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苏关系开始急剧恶化。

　　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期间（1964年-1982年），中苏关系越走越远，从疏远、冷淡到敌视。两国友好交往的边境地区成了军事禁地，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总数达100万人，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等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终于形成了两国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敌对关系。

　　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1979年12月，苏联又出兵10万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客观上形成了从北、南、西对中国三面合围的态势，严重威胁着中国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并不想和中国关系紧张，特别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拒绝了军方运用核武器对中国核基地先发制人的主张，指示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在北京转机的机会，与周恩来接触，着手缓和边境军事形势，制止两国因边境战争走火失控的态势，求得恢复两国关系。周恩来借故回避后，勃列日涅夫又指示通过苏联驻华和驻越大使馆联系中方，最后促成了已经飞回国内的柯西金再飞回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见，重启两国边界谈判，使中苏关系有了一线维系，没有彻底崩裂。

　　而早在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的18年前，即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之时，中苏两党两国就有了缓和关系的机会，然而，宝贵机会却被一场不该发生的“祝酒事件”彻底毁掉了。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一场“宫迁政变”贬黜，勃列日涅夫上台。与此同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泽东感觉中苏两党两国有和解的可能性，决定回应勃列日涅夫主政的苏共中央的邀请，派出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随团翻译是李越然、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和邢书纲。中国方面欲以此为契机，探一探勃列日涅夫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改变，是否能够改变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和严重对峙。

　　苏联党政高层也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与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事风格极有关系，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的鲁莽无礼。

　　勃列日涅夫认为，现在这是一个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时机，所以决定发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的邀请，并同意中共的建议，请一些兄弟党国家一起来莫斯科，营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友谊的大氛围，勃列日涅夫指示苏共相关部门给予中共代表团足够隆重的礼遇。

　　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