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一时间，南北两个行贿者发出同样的疑问：在南方，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粤北首富”朱思宜行贿案二审开庭，朱思宜认为一审法院两罪并罚判刑16年过重，恳求改判；在北京，44岁的药商王尊合先后向多家区县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行贿总数307万余元，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期高于受贿医生。

　　两个案子都比较复杂，但经媒体报道提炼，很容易让公众一头雾水：尽管刑法规定行贿和受贿同罪，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少给行贿者重判，甚至很多案件因为“重查受贿、不问行贿”而饱受诟病。现在突然一南一北出现两个“行贿比受贿重判”的案例，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行贿者故意混淆视听？还是舆论传播案件时出现偏差？任由民众狐疑得不到准确回应，多少会传递负面的情绪信息。

　　解读之一，这是对受贿官员的特别照顾和保护？行贿的，多是无权无势要拿钱求人的；受贿的，总是有权有势有能量的。尤其有一定级别的高官，法律的标尺难免要往上抬高几分。甚至另有貌似义正词严的逻辑：没有可恶的行贿者“拉拢腐化”，怎会让人民公仆误入歧途，不重判你重判谁？

　　解读之二，是“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风向标发生了改变，现在看到的两起案件只是偶发的矫枉过正罢了。行贿者以往被纵容，也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官员抱怨“诱惑太多”，而那些往猫面前送鱼送肉的人，却总是被“宽宥对待”。行贿者总被放过，让法律形同儿戏，也加剧了恶性循环。现在行贿者付出惨痛代价，就是制造“负面典型”，表示风向正发生变化。

　　解读之三，是不是媒体误读了，向多人行贿的罪名叠加一起本就比某个受贿者罪重？两起案件中，行贿者重判都有“数罪并罚”成分。按照这种解释，“行贿比受贿判决重”虽然很抢眼，容易引发关注和情绪共鸣，却可能是个伪命题，只能说公众情绪不理智而已。

　　三种解读，哪一个更靠谱？既然两个案件都浮出水面，成为了舆论焦点，相关司法部门就该出面释疑，希望能够摆事实、讲道理，把这些信息理顺：为什么会这样判？依据是什么？尤其是两起案件中，都涉及到“单位行贿罪”中，那些“在关键岗位在关键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单位负责人，到底该承担多少责任才算合适。

　　行贿与受贿，是贪污腐败命题一个硬币的两面，向哪一个面传递了错误的信息，都是要不得的——行贿者若以为检举举报的结果是“被报复”，受到更重的判决；受贿者若觉得穿上单位受贿等马甲打掩护，自己会付出很小的代价——都会加剧他们的违法冲动。对于“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来讲，没准也会受到不良影响，他们甚至会觉得行贿者“也是被逼无奈”的，最后对犯罪分子同情泛滥，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

　　“行贿者刑期高于受贿人员”，不管是委屈了行贿者，还是纵容了受贿者；还是判决公正，解读偏颇；不管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既然已经成为话题，就不能等闲视之，哪种解读靠谱，哪种解读比较离谱，都需要明示。那些不靠谱的信息和情绪，会损伤当下反腐败的土壤，唯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准确回应，廓清问题，才不致因为疑忌瞎猜而混淆视听。（毕诗成）